中心地方理论分析了制造和市场营销等中心的定位和作用，这些中心服务于假设均匀分布的农业人口。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osch）把工业区位和市场范围结合起来，认为市场范围的排列网络中必定有一个大城市，其周边则环绕着一系列市场区和竞争点，将中心地理论与工业区位理论结合起来，探讨工业及其市场区最优分布问题即形成一种“经济景观”。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提出了“城市区位论”，揭示了城市的规模、功能和等级效应，并且将城市的规模与等级的关系概括为正六边形模型，提出了中心地系统与服务业最优布局模式。

(2)社会物理学

克鲁格曼所说的社会物理学是指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将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鲜明的实证规律性进行模型描述的一系列成果。如关于城市规模的齐普夫定律(Zip’s law，又称位次-规模法则)，描述了一种城市间的相互影响与人口、城市间距离关系的“重力定律”，以及市场潜力指数对厂商定位和城市发展的影响等。这些成果都与现实情况能够很好的吻合，有很强的解释力，并且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和构建均衡模型奠定了基础，但是它们的工作仅仅描述了社会现象是什么样的，对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规律却不能给出解释。

(3)积累因果关系

缪尔达尔首先用地区的例子阐述他的“积累循环因果关系”的概念，它表明数量微小的优势如何扩展，把这一概念明确应用于地区增长问题的是艾伦·普里德(Alan PRed，1966)。积累因果关系说明，任何一种形式的循环，或互为因果，或相互作用都是积累的，从而也是失衡的。一系列互为因果的事件，在经过一次波动之后，会迅速的收敛到最初的稳定均衡，或收敛到其他的稳定均衡点。而且这种相互作用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使最初的偶然事件发生大而持久的影响的就是累积过程。但是累积过程是动态的，一系列事件之问的相互作用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均衡点可能从一个转向另一个，这一动态的累积过程充分的说明了预期的重要性。

(4)当地外部经济

关于外部经济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Smith，1776)，但是，外部理论的概念是由新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1)首次准确的表达出来的。马歇尔所说的外部经济的含义与后来的经济学家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在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学家们开始明确区分技术外部性(纯粹的溢出效应)和以市场为媒介的金融外部经济，它们两者的差异只存在于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里，通常市场规模导致的外部经济与技术溢出效应是同时存在的。

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

1、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按照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在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世界，比较利益决定国际贸易模式，而人口增长等外部因素则决定经济的增长水平。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现实表现展示出一个与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相当不同的经济图景。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理念为基础的新的方法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将张伯伦垄断竞争形式化之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在解释行业内贸易、专业化和无限增长方面获得长足进展，对传统贸易与增长理论做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补充。新贸易理论所揭示的专业化与贸易机制及新增长理论所阐明的“无限增长”原理与传统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集聚现象的相似性，一下子拉近了这三方面理论之间的距离。

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所采用的报酬递增假设及赖之而建立的分析框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提供了新的可能途径。但是，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在各，自的框架内不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比方说，新增长理论虽然对投资促进长期增长的时间动态机制——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时间版本——做出了一定的解释，但它却缺少空间维度，并不涉及要素流动，不能对集聚现象——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空间版本——提供解释，亦不能预测经济发展的空间演化规律。新贸易理论(Krugman，1980)虽然聚焦于市场结构，但它与传统理论有一个相似之处，即通过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国家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此外，它将工业发展描述成是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逐渐且同时发生的，而事实上工业化常常采取快速的波浪形式，在工业化的波浪中产业从一个国家依次向另一个国家扩散。

上述问题的研究往往涉及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性以及这三者之间通过市场而传导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有许多相重合的地方。这类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对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构成相当的挑战。

由于新增长与新贸易理论不能将运输成本内生，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研究的触角进一步扩展到经济地理学领域，以期从新的视角得出一些新的启示。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投资、贸易、要素流动和区域政策问题也对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借助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和新贸易、新增长理论研究的三次波涛的强大推动，作为经济学领域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四波迅速成长。如果说，赫尔普曼(HelPMan)与克鲁格曼(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和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那么，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FuJITa，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可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

2、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和采用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假设的传统经济理论和经济地理研究不同，新经济地理学研究以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基础。按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理论预测，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经济活动最终将沿空间均匀分布。产品和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近求远的区位抉择提供了解释。但是，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在现实世界却屡见不鲜，甚至连20世纪初的马歇尔也不曾回避这厂现象。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说的基本假设之一，他只好用“外部经济”一词来笼统地解释各种生产活动的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公司水平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仍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来源于何方。而且，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用外部经济解释产业集聚本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感到，对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假设的有效性其实大有进行一番反思的必要。

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难以驾驭的。直到1977年狄克斯特和斯蒂格利茨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概念用数学模型形式化之后，关于报酬递增的研究才真正在经济学界掀起一场实质性的革命。按照D—S模型的假设，消费种类和生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规模。一方面，一个经济中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因而，消费品种类越多，效用水平越高；另一方面，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而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人口规模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酌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厂商为满足消费需求实行进一步分工既能实现规模经济，消费者又能有更多的品种选择，效用亦随之上升。D—S模型也为解决复杂的经济地理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分析框架。在一个引入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世界，经济活动的演化不再是线性的，而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