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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指对某些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商品，实行统一收购统一供应分配的一种购销形式，是中国现阶段的一项重要政策。
中国从1951年1月起实行了棉纱统购，1953年11月起实行了粮食、植物油料统购统销，1954年9月起实行棉布、棉花统购。统购统销是中国过渡时期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行统购统销对于稳定市场价格，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有着重大作用。随着生产的发展，物资的丰富，统购统销的范围将有所改变。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出现了全国粮食供销矛盾严重的问题。由于城镇和工矿区人口猛增，1953年城镇人口达7826万人，比1949年增加2061万人，致使城乡粮食供应面迅速扩大，对商品粮食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但是，分散的小农经济增加生产和提高商品率的能力有限，小农余粮户又有待价惜售心理，加之东北等产粮地区受灾，造成1953年国家粮食收购量减少，有的地方收购量未达到计划的1／3，而当年销售量却比上年增加31％，情况十分严重。粮食形势一紧张，一些地区出现粮食脱销，粮食市场开始动荡，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食的斗争就十分尖锐。1953年9月4日，北京一些粮商在两小时内把市场上能抢购到的粮食抢购一空。他们猖狂投机，企图操纵粮食市场。当时主持财经工作的陈云指出：粮食紊乱时间要提早到来，范围也要扩大，从乡村一直到大城市。其结果是物价必然波动起来并使国家建设受到严重影响，扰乱民心。
面对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国家必须改变光靠市场收购粮食的办法，而采取新的购粮办法和新的粮食供应办法。当时经过对可能采取的八种方案进行研究，仔细斟酌权衡，反复对比筛选，排除了前七种方案，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定量配售的办法，即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10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2月初开始，全国城乡(除台湾、西藏外)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内容是：
(1)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
(2)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粮食计划供应，即实行粮食的定量配售；
(3)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理，并严禁私商经营粮食购销；
(4)在中央统一管理下，实行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行，初步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取缔了市场投机，保持了粮价的稳定，保证了“一五”期间大规模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于1953年11月15Et作出计划收购油料、食油计划供应的决定；此后，又于1954年9月实行了棉花的计划收购和棉布的计划收购与供应，同时，城乡开始凭布票供应棉布。
统购统销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针对1954年购了过头粮引起的紧张，1955年减少征购总量，实行了“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消除了农民的不满；同时，规定城乡居民口粮的供应，实行按人分等定量供应的办法，开始发行粮票。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一方面促进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互助合作、粮食征购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对农民进行改造的两大战略措施；另一方面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购销，从一个方面切断了资产阶级同农民的经济联系，这实际上是对私营粮食行业的改造，并带动了对其他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中重要的一步。这个决策在当时是一个必要的正确的选择，这是新中国在财经战线上继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后的又一个重大战役。
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生及其影响
一、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生
1.严峻的粮食供求矛盾,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最直接原因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逐步解决经济困难。首先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成功地取得了“粮棉之战”、“银元之战”的胜利,击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控制了通货膨胀,百姓的生活日趋稳定。但是,到了1953年下半年,全国粮食紧缺问题极其严重。从1952年7月至1953年6月,国家粮食收购数量是273.5亿公斤,而同期粮食销售量却高达293.5亿公斤;为了满足需求,平抑粮价,国家只能动用库存粮20亿公斤。同时,1953年上半年,全国灾情严重。河南、江苏、安徽、辽宁、吉林等产粮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旱灾、霜冻等影响,受灾面积达到了35463万亩,占全国各种作物种植面积的16.47%。仅小麦一项,预计减产35亿公斤。此外,由于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棉花、麻类等农产品作为原料,国家鼓励农民种植工业原料作物,相对地减少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农民因灾害而有粮惜售,也使粮食的市场供给量有所减少。
粮食供给危机日趋严重,而同时期的粮食需求却不断增加。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结束,1953年全国将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加快工业化步伐,城镇人口快速增长。1953年城镇人口比1952年增加663万,增长9.3%;非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2年增长32%。除了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之外,一批工矿企业纷纷开工建设,众多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从事工矿业,这既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又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数。此外,土改后农村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的提高,1952年达到了创记录的16392万吨,但是,由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增加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民消费的增加,就意味着所提供的农产品商品率和绝对量在短时期内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也就不能满足国家快速工业化对资金和农产品的需求。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国营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和私营商业并存于我国商业中的批发和零售领域,而私营商业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952年,私营商业占全国商品批发额的36.3%和零售额的57.2%。粮食销售市场基本是自由市场,农民除了缴纳农业税(公粮)外,粮食可以自由上市。这样,在全国粮食供求矛盾尖锐之际,国营商业企业无力调控市场,很多私商趁机大搞投机活动,抬高粮价,从而影响整个物价稳定。“粮贩子大肆活动,特别是粮食少的地方,粮贩子的活动更厉害。从事这种活动的,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集镇上的小贩,数量达几十万人。有些原来不做粮食生意的,也收买囤积粮食。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如果波动两三个月,粮贩子就可以增加几百万。”“当时私商活动频繁的地区,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20%—30%。”粮价的大幅度波动,不仅威胁着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且“如果放任这种波动,就会引起人心不安,社会震动,大规模经济建设就很难进行。”
2.配合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深层次原因
1953年,国家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管理体制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价格低廉的农产品,需要庞大的资金积累。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体农民和私营商业者,则希望农产品的价格充分地反映市场的价值规律,农业的资金积累主要用于农业和轻工业本身,而不是用于国家所希望的重工业上,这就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因此,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是从排斥市场机制入手的,实行国家对经济和市场的直接管理,把农业的生产和销售计划完全纳入到国家的统一计划之中,从而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统购统销政策是政府第一次采取行政手段来控制过去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农村,使农民和农业与市场完全割裂开来,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是国家的事情,与生产者没有更多的联系。同时,通过农业合作化巩固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从而从根本上挖掉了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的基础。
二、统购统销政策的影响
19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同年12月初,除西藏以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来,又实行了对食用植物油、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1985年1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十项政策》,用合同定购政策代替统购政策。在30多年间,以粮食为主的统购统销政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统购统销政策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突出了国家工业化的核心地位。中国的工业化并没有沿用世界上通行的类似英国的“圈地运动”那样的资本原始积累模式,而是借鉴苏联经验,优先发展重工业。新中国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暴露了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弊端;另一方面,苏联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对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优先发展重工业则需要大规模的资金积累。1952年底,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9%,轻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64.4%,而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又占轻工业产值的87.5%。面对这样一个畸形的产业结构,我国不可能依赖工业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国民储蓄。尽管当时我国农业也十分落后,但相比起来它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部门,是唯一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积累的部门。因而,农业成为能够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国内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来源。
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农业对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积累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在我国,剪刀差可分为比价剪刀差和比值剪刀差。比价剪刀差到1958年就已经被消除;而比值剪刀差是真正反映剪刀差的实质,一直存在到现在。1957年,剪刀差差幅为0.64;1978年,差幅为0.71;1987年差幅为0.154[7](P67)。据统计,1953—1981年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手中筹集工业化资金共7000多亿元,加上农业集体组织内部的积累1000多亿元,总计约80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我国积累基金15000多亿元的50%以上;而国家在此期间对农业的投资总计只有800亿元左右。显然,即使扣除农民应负担的一部分国防、行政、文教费用,农业提供给国家和工业的剩余产品也大大多于他们从国家和农业得到的剩余产品[8](P63)。此外,国家对棉花等几种主要经济作物实行了统购统销,使轻工业有了一个稳定的、成本低廉的原材料来源,获得了保护性发展。国家从轻工业中获得的大量利税又被投入到重工业当中,从而推动了重工业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降低了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成本。建国之初,我国工业一直采用粗放型经营模式,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是主要表现。因此,劳动力的成本即工人的工资,对工业品价格的高低和工业利润的多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后,国家控制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以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又以较低的价格销售给城镇居民。一直到80年代初期,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在50%以上。1957年,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为70.68元,其中食品支出为46.49元,恩格尔系数达到65.9%。1978年,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为116.06元,其中食品支出为78.59元,恩格尔系数达到67.7%;全国城镇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为311.16元,其中食品支出为178.92元,恩格尔系数达到57.5%。如此高的恩格尔系数决定了城乡居民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而食品价格的高低影响到家庭消费质量的高低。城镇居民用较低的价格获得粮食和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从而降低了城镇居民基本生活消费的开支,工人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下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样,低工资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降低,直接促进了工业利润以相对较高的速度增加。
2.统购统销政策推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逐渐形成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分散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和落后而又制约着工业化发展的农业问题,其关键点是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之中。
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时期,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就必须将农业生产和销售全盘纳入到国家计划管理的范畴中。这样,一方面能够推动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农业生产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克服农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防止局部地区自给自足偏向的有效办法,是保证军需民食、工业原料以及外销物资的生产,与提高人民生活,使中国逐步走向工业化的有力手段。”
1953年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将分散的农民控制在国家手中,取消了覆盖面广的自由市场,国家完全掌握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甚至将计划管理深入到消费领域,这为后来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该政策一经颁布,就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据统计,1954年的粮食收购量为5089万吨,比1953年超出784万吨[3](P26)。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严峻的粮食危机。这样,建国以来一直难以真正实现的农业生产终于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
3.统购统销政策暴露出很多弊端,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否定了农产品作为商品的基本属性,不承认价值规律对农业经济的指导作用,不按照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来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其结果只能是农产品的价格严重地背离了市场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其内在价值,而且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经营,完全依赖行政命令,“因为统购统销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土地种什么,信息不是来自市场,农民对自己的产品,处理无自主权,即使有余粮,也不能拿到市场去卖,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这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直接导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中徘徊的局面。建国之初,国家就试图缩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1956年我们还对苏联依靠剪刀差动员农民积累的方式进行了批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要搞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仅靠工业的自身积累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就迫不得已地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在实际的过程中,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农民的税收过于沉重,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建国后,农业部门每创造100元价值,通过剪刀差无偿流失到工商部门的量为:1952年17.9元,1957年23元,1978年25.5元,1984年10元。这种价格剪刀差的长期存在,无形地推动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在农村,农民多余的农产品被低价统购,而在城市,城镇居民都能以一个较低的价格获得农产品。国家粮食经营费用逐年增加,长期存在购销价格“倒挂”的现象。国家财政只能不断地大量投入,实行各种价格补贴。1987年为294.60亿元,占同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2.14%;1988年达到了370.34亿元,占同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3.88%。
此外,在实施统购统销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造成了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十分紧张。在安徽亳县,1958年全县农业人口71万,粮食实产2.27亿公斤,征购任务1.5亿公斤,完成7559.5万公斤,占任务的50.39%,人均负担量106.5公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218公斤。粮食征购占到实产的1/3左右,而留给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除去种子、饲料、社办工业等项用粮外,农民的口粮很低。有时到播种季节还向农民逼交种子。统购统销政策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国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该政策违背了经济规律,主观地用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手段来调控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成为了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阻碍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开展。
国内统购统销研究综述
一、统购统销研究现状与文件综述
（一）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
陈云同志作为建国初国家财经工作的领导人和统购统销制度的重要决策人之一，在其文选中多篇文章涉及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如1953年的《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4年《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1956年《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等。薄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也对统购统销制度的形成作了详尽的叙述。官方的观点认为，1953年前后的自然灾害、农民惜售、粮贩哄抬粮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导致消费量增大和工业发展需要等因素是导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主要原因。而且，粮贩哄抬物价不仅是人为导致粮食供求矛盾的主要原因，而且与当时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背道而驰，与社会主义路线背道而驰，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制止之。对陈云思想的研究者们也从不同方面证实了这一点，如唐文起结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江苏的贯彻实行论述了陈云的粮食统购统销思想，王瑞芳的《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通过对陈云粮食统购统销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系统叙述也对以上观点表示认同。
田锡全通过对河南省唐河县的资料研究，从一个特定角度展现了统购统销形成的历史。罗平汉通过票证勾勒了统购统销的历史。
但也有一些从其他侧面来分析统购统销政策形成原因的观点。徐建青认为，建国前期国家运用市价和牌价的市场机制来保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市价与牌价的并存又导致了运营成本的抬高，同时，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产生了矛盾，这也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和市场交易中的成本，因此，从制度选择上来说，国家必须选择统购统销制度来保障国家计划的执行。
（二）对统购统销制度的研究和评价
葛玲通过对政策演进过程中的统购统销制度分析，认为统购统销是一种偏向性制度设计，具有对农村的强制性和对城镇的保障性两个方面的特征，同时成为了1959-1961年农村饥荒的重要制度诱因。而大多数学者认为，统购统销制度本身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发生了偏差，最终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刘兴周认为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也要讲究价值规律。刘洋认为，统购统销政策更多的是“当时领导人全面掌握农业生产，掌握农村资源，管理和控制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统治经济思想”，而非完全为了工业发展积累资金。卢锋认为统购统销是新中国初期工业化需要与当时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对合作化高潮的形成及其向集体化运动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张树新、费迅也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促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阎伟杰认为，统购统销政策不完全是为了工业积累，更与当时国家领导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兵梳理了1953-1958年统购统销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虽然“统购统销的逻辑起点与意识形态无关”，决策者之所以实行这一政策，是力图在“国计”与“民生”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其最终的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农民，导致这一结果的真正原因是“政策失误、制度僵化”。徐勇认为，“将土地、产品和劳动等经济资源赋予国家特性，并由此构造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是国家整合乡土社会的基础性机制。”但是，国家的强制性整合很难持续，相反，农民自发的行为最终改变了国家制度。
（三）统购统销与基础组织
有部分学者对统购统销实施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作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基层党政机构组的成功政治动员时保证政策实施的重要因素，如黄金魁《从党的社会动员能力看统购统销政策顺利实施的原因》、田锡全《基层党政机构、社会组织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推行——以1953-1957年的河南唐河县为中心》、徐向东《建国初期粮食统购统销中的政治动员》、张济顺《上海里弄：基础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1950—1955）》等，同时，他们还认为，基层组织的组织和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家和社会的一体化。
（四）统购统销与粮食流通体制
关于统购统销政策对粮食流通体制的影响，学者们大多认为统购统销政策严格控制了粮食的流通，一方面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另一方面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提高，是一把双刃剑。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主要有：陈廷煊《建国以来粮食流通体制的演变》、崔小黎《粮食购销体制变迁与改革》、兰录平《中国粮食流通政策分析》、陈国庆《建国初期粮食流通体制的探讨》、李延东《建国初期我国粮食统购统销粮食供应体制研究》等。
（五）统购统销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
关于统购统销对于农业和农民的影响，各方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认为这一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生产基础，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高瑛、李岳云认为，国家使用行政力量导致粮食价格长期扭曲，市场机制在粮食供需调节上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得粮食产销各主体间利益关系严重失衡，影响了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进而对我国的长期粮食安全造成了威胁。
陆云航则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政府通过统购统销制度将集体化农业内部的余粮都收购了以后，以很难在集体化农业内部对劳动投入形成有效的激励，从而证明了统购统销制度对农业和农民的损害。
张军认为，“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冲突的地方”，粮食统购是国家与农民间的利益博弈的产物，但由于这一政策的实行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因此，其结果只能是导致农民的不幸。
（六）统购统销与工业化
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建国初，政府通过统购统销为主的一系列政策对工农业产品交换中采取的剪刀差政策迅速积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工业的发展，也就是说，以牺牲农业来换取了工业的发展。如张培刚、方齐云《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农业》、巴志鹏《建国后我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分析》、范子英《工业偏向、食物获取权与饥荒》、焦金波《统购统销：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许经勇《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资金积累问题的深层思考》、杨桂红利用经济学理论以云南省为例对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进行研究等都支持了这一观点。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崔小黎认为，从1953年前后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首先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而且并没有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由于城市化水平并不高，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可以兼顾农业”。武力通过对剪刀差的历史追溯和具体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从1953年到90年代初，“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的主要原因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和发展非农产业”。
（七）统购统销与城乡二元化社会
学者们大多认同统购统销政策不仅改变了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而且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这种在保障人民生活名义下产生的制度，最终却导致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且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至今这个影响还存在于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以及计划经济。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刘星航《粮食统购统销与户籍制度的联系》、佟明中《论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与城乡一体化道路》、武力《1949-2006年城乡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肖冬连《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谢敬《五十年代城乡隔离的背景》、周作翰、张英洪《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农民与市民的制度分野》等。
值得注意的是，崔小黎从分析经济基础入手，深入解剖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认为“新中国城乡关系演变的主线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但是不能“单纯地从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需求”和“经验不足”的角度解释，而应着眼于当时建立的超前的生产关系。这为我们从更深层次上认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城乡关系演变进程提供了更加开阔的思路。
刘应杰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来研究建国以来城乡关系的演变过程，认为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相互依存，社会结构以经济结构为基础，又对经济结构有反作用，户籍制度、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共同构成了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他认为中国社会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成是特定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的必然选择。
汤水清也认为粮食计划供应制度是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形成的关键因素，这一制度切断了城乡之间的市场联系，动员农民回乡，第一次从制度上确立了城乡之间的身份差别，并最终导致了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化的分离。
（八）统购统销与票证制度
田锡全系统梳理了票证制度在河南的实施历史，认为票证制度在保证统购统销政策的贯彻实施的同时也成为了统购统销制度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粮食购销倒挂等弊端出现，粮票逐渐成为“第二货币”，进而沦为不法分子投机的对象，同时票证也是统购统销时期城乡隔离的标志之一。万典武认为虽然票证制度的实行在当时来起了稳定物价和社会的作用，但其一直持续了30年，所带来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比如背离价值规律，损害农民利益，影响粮棉油加工厂的积极性，在城市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机构臃肿，并引发了其他票证的兴起和持续。张学兵认为，票证制度的确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票证对统购统销进行制度安排，二是通过各种规章对票证制度本身进行制度性安排，另外，票证制度对人民的生存状态、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焦连志以票证社会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票证制度导致了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和体制性的修正和对社会关系的型塑，票证社会的维系与运转依赖于制度安排下特有的资源提取与分配机制和意识形态，因其本身固有内在困境导致了人民的抵制，因此票证社会最终必然解体。
（九）统购统销制度在各地的实施情况
陈漓林《从湖南看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黄耿阳、陈益元《统购统销与农村社会重构——以1953-1957年湖南省醴陵县为研究个案》、思宇《四川桐油购销简史》、汤水清《上海粮食计划供应制度的建立（1953-1956）》、徐腊梅《1953年-1955年江西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出现的问题及其解决》、曾伟《统购统销制度在广东历史的所起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张闯《1953-1955年河北省粮食统购统销述论》、朱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湖北的实施及其影响》等为我们展示了各地统购统销的实行情况。
二、对统购统销政策的综合评价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统购统销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带来的一系列弊端有着比较统一的看法，学者们在肯定统购统销对于稳定社会，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促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方面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的同时，都认识到由于当时国家对经济基础认识上的有限性和对体制设置的不完善，导致了计划经济对价值规律的长期背离，对城乡发展的长期阻隔，并最终阻碍了经济与社会的正常发展。对于统购统销政策，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不能一味地强调其负面后果，应该综合考虑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决策时所处的环境、决策的出发点、以及政策对国家发展、人民安定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决策中，应该从统购统销制度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为今后作出更为科学的决策提供参考。
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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