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的文化危机理论的简介

在斯宾格勒的文化危机理论中，文化是人类醒觉意识的产物。具有醒觉意识的人类总要表现自身，文化就是其生命表现的根据。生命在展现自身的过程中形成了只属于这个种族的表现形式和象征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和象征形式作为种族的生命史的基本现象，就构成了文化形态的关系。通过对各个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斯宾格勒得出了文化是一个有机体的结论。一方面，文化是一个由各个组成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整体；另一方面，文化经历着一个从诞生到成长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的生命过程。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体，这是所有文化的必然命运，这就是文化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处于危机阶段的文化的基本特征则是文明精神的盛行，对此，斯宾格勒认为，充分理解或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整个地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

此外，斯宾格勒的文化危机理论对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转型有所启示。

斯宾格勒的文化危机理论的内容

作为德国文化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斯宾格勒因其惊世之作《西方的没落》而成为了上世纪初西方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之一，也以其首倡的“文化形态学”理论而奠定了他在西方文化学界和史学界的权威地位。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斯宾格勒的文化危机理论仍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斯宾格勒的文化危机理论充满了真知灼见。

文化形态学

为了阐述文化的诞生，斯宾格勒向我们描述了生命的两种形式：“大宇宙”和“小宇宙”。斯宾格勒认为，“拘役和自由——在最终和最深刻的分析中，即是我们借以区分植物性的生存与动物性的生存的差异所在。”“大宇宙”是“植物性”的存在，体现了一切生物从诞生到成长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的过程，具有周期性和节奏性。“小宇宙”是“动物性”的存在，体现出动物所具备的自由选择生存方式的醒觉意识，具有“极性”和“张力”。“前者的标记始终是周期性、节奏，甚至一定程度上是与星辰的大循环有关的和谐，是阴性本质与月亮之间的关系，是这种生命同夜晚、春天和温暖的一般关系。后者则存在于光和光照的对象之间、认知和被认知的对象之间、创伤和致伤的武器之间的张力和极性之中”。在此，人既是“大宇宙”又是“小宇宙”，既是“植物性的存在”又是“动物性的存在”。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要通过血液的流传来完成种族的延续，另一方面，人又是醒觉的存在，要通过感官和神经系统来建立与他人和自然的联系。在人通过感官和神经与外界联系时，人便逐渐从植物性的拘役状态中解放出来，逐渐获得醒觉意识而迈向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他人之间需要表达和交流，因此便产生了语言、概念和思想。此时，文化也就诞生了。

在斯宾格勒的理论中，“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既是人类生命的表现方式，又是人类醒觉意识的产物，前者注重人与血液、土地、种族的先天性关联，体现出人作为“大宇宙”的特征，人的生命在此是“表现主义”的，后者强调人的自由创造和醒觉性的存在，体现出人作为“小宇宙”的特征，人的生命在此是“象征主义”的。

形态学意义上的“文化”与人类的生命表现是紧密相连的，具有醒觉意识的人类总要表现自身，文化就是其生命表现的根据，是人类历史中的基本现象，每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命运都是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在此，“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其母土中勃兴起来，并在其整个的生命周期中和那母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特定的文化形态关系又是与特定的种族一一对应的，生命在展现自身的过程中形成了只属于这个种族的表现形式和象征形式。

这些表现形式和象征形式作为种族的生命史的基本现象，就构成了文化形态的关系，因此，斯宾格勒认为，“艺术的形式跟战争和国家政策的形式联系起来了。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和数学方面，宗教概念与技术概念之间，数学、音乐和雕塑之间，经济学与认知形式之间，都将显示出深刻的关系，显然地和明确无误地，最新式的物理学理论和化学理论对我们日耳曼先辈们的神话学概念的依存关系，悲剧、动力技术及最新式的财政政策之间的风格一致性，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一情形下的油画透视法、印刷术、信用体系、远程武器、对位音乐，与另一种形式下的裸体雕塑、城邦、货币流通，居然是同一精神原则的同一表现。”在这里，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可以体现出特定人类的生命本质，都具有一种深刻的形态学意义。

在此，斯宾格勒以观相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形态，他认为，将世界看成是既成的时，世界就是以因果律联系起来的无机的世界，反之，将世界看成是未成的时，世界就会是以象征联系起来的有机的世界。前者采用系统的方法，后者采用观相的方法。而且，斯宾格勒认为，只要是人类用来认知和理解世界的方式，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一种“形态学”。“机械的和广延的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发现和整理自然定律与因果关系的科学，可称之为系统的形态学。有机的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历史与生命以及所有负载着方向和命运之符记的东西的形态学，则可称之为观相的形态学。”观相的方法不仅要求我们对对象进行直观地把握，还要求我们生活于对象中，用心灵去体验对象的生命。

斯宾格勒正是用观相的方法体验出不同文化的灵魂，进而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八大文化体系，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典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墨西哥文化。在此，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文化作为一种生命体认的独特样式都会有只属于自身的“原始象征”。在此，“一种深刻的同一性在某一文化的名义下把心灵的觉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明确的生存，跟它对距离和时间的突然体认和它经由广延的象征而诞生的外部世界，结合在一起；从此以后，这个象征是且永远是那种生命的原始象征，它赋予那生命特殊的风格和历史的形式，使其内在的可能性在其中逐渐地得以实现。”因此，要想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研究各大文化的原始象征和这些原始象征在各种具体文化形式中的体现。

古典文化的原始象征是可感的具体的实体。斯宾格勒称之为“阿波罗式”的文化，他认为，在古典哲学中，这一象征表现为通过具体可感的实物来追求世界的本原；在古典政治中，这一象征表现为各自独立的城邦；在古典建筑中，这一象征表现为没有内部空间的、实体性的多立克式神庙；在古典科学中，这一象征表现为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基米德物理学。总之，古典文化的醒觉意识是“现在”，它只关注当下的事情，对于未来和过去的事情没有兴趣。

西方文化的原始象征是纯粹而无穷的空间。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式”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典型特征是对无限的渴望，在西方政治中 ，这一象征表现为以贵族为主导的王朝政治；在西方建筑中，这一象征表现为贵族的城堡和僧侣的哥特式教堂；在西方科学中这一象征表现为数学中的微积分和物理学中的动力学；在西方绘画中，这一象征表现为透视法的发现。

阿拉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洞穴。这种洞穴感受在圆顶的巴西利卡中获得了最纯粹的表现，长方形型制的巴西利卡是纯古典形式的会堂结构，而巨大的圆顶则是纯东方的清真寺形式，在阿拉伯文化中，这两者的结合导致了一种新的空间象征主义，即通过圆形拱与柱子的统一和对圆顶的强调，而把空间局限在确定的巨大的穹顶之下。

古埃及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路。埃及人用石头来表达其世界感受，石头是无时间的既成物的象征，只有空间和死亡与它联系在一起。在埃及的文化中，有一种有节奏地安排着的“空间连续”。道路就是埃及人的命运，他们按照既定的方向凭借空间移动来实现自身的生命象征，埃及人以一种必然性走在预定的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

中国文化的原始象征是“道”。中国人通过友善亲切的自然本身达到与天的统一。因此，中国文化往往将景观加入到建筑中去，在那里，山、水、树、花和石，全都以确定的形式和位置，与门、墙、院和房屋一样重要。

俄罗斯文化的原始象征是“没有边界的平面”。俄罗斯人将人世看成是自我的一种表达和扩张，直到“彼物”在人身上变得与无边的原野相同一。

在此，斯宾格勒还没有找到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和墨西哥文化的原始象征。

文化有机体

一、作为整体的文化有机体

通过对各个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斯宾格勒得出了文化是一个有机体的结论。在斯宾格勒的文化理论中，“文化有机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文化是一个由各个组成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整体；二是，文化经历着一个从诞生到成长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的生命过程。在此，斯宾格勒把“一种文化的观念同它的可感觉的现象或表象区分开来，前者是这一文化的内在可能性的总体，后者则是这一文化作为一种已实现的现实性的历史体现。一种文化的观念乃是其心灵与活生生的肉体以及这一肉体在光的世界中可为我们的肉眼所感知的表现的关系。一种文化的这一历史，其实就是其可能性的逐渐实现，而其可能性的完成就等于是该文化的完结。”其中，这种文化的观念就是一个有机体，一方面，它是各种文化现象的根据，另一方面，它又是生命灵魂的可能性的逐渐实现过程。

如同人体是由神经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等组合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一样，文化有机体也是由政治组织、经济形态、法律体系、哲学、宗教、科学、艺术等所组成的，文化的灵魂正是通过这些部分的共同作用而实现自身的。因此，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性质、状态和发展水平，是与文化整体的性质、状态和发展水平相一致的，一定的艺术形式总是与此文化的一定发展阶段中的政治、经济、宗教、科学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相一致。因此，对各种文化现象的考察，就不能只将其视为孤立的因素，不能只关注其表面的特征，不能使其与有机整体割裂开来，而是要在整体中，在与其他部门或领域的现象的联系中，来把握其本质。对此，斯宾格勒不无担忧地论述到：“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谁仔细地考虑过那把每一文化的所有方面的表现形式内在地结合起来的形态学的关系，我也没有看到有谁超越政治的界限去把握希腊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西方人在数学方面终极的和根本的观念，他们的早期装饰的意义，他们的建筑、哲学、戏剧和诗歌的基本形式，他们对伟大艺 术的选择和发展，他们的工艺细则和素材选择——更别说去理解这些事物对于历史的形式问题所具有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历史学家有谁知道，在微积分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政治的朝代原则之间，在古典的城邦和欧几里得几何之间，在西方油画的空间透视和以铁路、电话、远程武器进行的空间征服之间，在对位音乐和信用经济之间，原本有着深刻的一致呢？”这样，文化现象之间及文化现象与文化观念之间便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作为生命历程的文化有机体

文化的研究面对的总是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构成了生命涌现和生成的生成过程。但是，世界历史又是由众多不同的生命类型和文化风格组成的，要认识世界历史，斯宾格勒又引入“类比”的方法来研究文化灵魂的可能性的逐渐实现过程问题。在斯宾格勒看来，数学的法则只能认识僵死的形式，对于历史的活生生的形式，只能采用“类比”的方法。斯宾格勒认为“类比法，就其绽露了历史的有机结构而言，对历史思考本是一件幸事。”

斯宾格勒又强调,他所讲的形态学意义上的“类比”是歌德的“同源”意义上的，而不是实证史家“同功”意义上的，前者指的是不同生物及器官因具有共同的来源和谱系而在结构上所表现出的亲缘性，后者则只看到结构在功能上的相似，而不问其在进化上的来源。在此，斯宾格勒借用生物学的例子，“对于人脑的骨结构的每一个部分，在直至鱼类的所有脊椎动物身上，皆能找到一个确切的对应部分，鱼的胸鳍，陆栖脊椎动物的脚、翅膀和上肢，皆是同源的器官，尽管它们已完全没有了相似之出。陆栖动物的肺，水生动物的气囊，亦是同源的，而肺与腮在另一方面说是同类的——就是说，在用途方面它们是相同的。”

在此，斯宾格勒在“同时代”的基础上展开了对文化现象的类比。所谓“同时代”，就是指不同种族的文化现象在各自文化发展的相同阶段发生，由于所有种族的文化都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都要经历一个从出生到成长到成熟到衰落到死亡的过程，那么，对于不同种族的文化而言，处于相同阶段的文化就会有相同的文化现象产生。因此，“同时代”既包括同一文化的同一发展阶段产生的文化现象，也包括不同文化的同一发展阶段产生的文化现象。对于后者，尽管它们出现的年代可能相隔几千年，尽管它们之间可能没有任何的接触，但这并不能否认它们在结构上的相似性。斯宾格勒认为，“在宗教、艺术、政治、社会生活、经济、科学等方面所有伟大的创造和形式，在所有文化中无一例外地都是同时代地实现自身和走向衰亡的；一种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其他所有文化的内在结构是严格地对应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记录的具有深刻的观相重要性的现象，无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记录中找到其对等物；这种对等物应当在一种富有特征的形式下以及在一种完全确定的编年学位置中去寻找。”

另一方面，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中，文化还是一个经历从出生到成长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的生命过程的有机体。在斯宾格勒看来，传统的文化观念总是将文化看作是一种先验的存在，文化的历史就是这种先验的存在逐渐实现其自身的发展过程。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逐渐外化并实现自身、最终回到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就是绝对精神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的产物，那么文化的本质及表现形式则由绝对精神先在地规定了；马克思认为，历史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过程，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达尔文则认为，人类历史是随着物种的进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斯宾格勒看来，这些理论都是历史直线进化观，是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

在此，斯宾格勒认为，“由于把历史再细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这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洞的和没有意义的框架，然而它整个地主宰了我们的历史思维——使得我们已无法认识高级人类在通史中的真正地位，无法认识德意志—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在西欧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小小局部世界的真正地位，无法判断它的相对的重要性，尤其是无法估计它的方向。未来的诸文化肯定难以相信这样一种框架的有效性，因为它持有一种简单的直线发展观，它的分配比例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会随着每一世纪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不合理；还因为它无法把不断进入我们的知识之光的新的历史领域包括进去。可尽管如此，这种框架的有效性从未被人全力攻击过。一直以来，历史研究者针对这一框架的批评方式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只是取消了某一现行的方案，却没有提出其他的任何替代方案。”对此，斯宾格勒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有机体，它服从大宇宙运动的周期性的命运或生命循环的节律。就像个体的人要经历其生命的各个阶段一样，每一文化也都有其孩提、青年、壮年和老年时期。斯宾格勒眼中的历史不是“古代——中古——近代”模式的直线型的历史，而是“众多伟大文化的戏剧”。在此，斯宾格勒以大自然中春、夏、秋、冬的循环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人类首先面对的是前文化时期，相当于公元前 3400——前 3000 年的埃及，公元前 1600——前 1100 年的古典时代，公元前 1700——公元前 1300 的中国，公元前 500——公元 0 年的阿拉伯，公元 500——900 年的西方。此时的原始文化还不是一个有机体，原始民族没有国家和政治，农业、乡村是前文化的特点。敌对的自然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斯宾格勒看来，农民是没有历史的，世界历史只是市民的历史。然后，人类迎来了文化的春天，在古典文化中相当于公元前 1100——前 800 的荷马时代，在西方文化中相当于公元900——1200 的中世纪。此时，市镇出现了，这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志，人类从此就与人的生物学历史区分开来。民族、国家、政治、宗教、科学和艺术都是以市镇为基础的。市镇一出现，在精神上，乡村就被体验为“四郊”，成为一种不同的和从属的东西。与国家同时形成、同样宿命的贵族和僧侣，把自己提高到了农民之上。再后来，人类迎来了文化的夏天，在古典文化中，这是早期城邦时期即毕达哥拉斯时代；在西方文化中，这是文艺复兴时代。此时，人类的理智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个性艺术代替了无个性的艺术。市镇发展为城市，但还没有同乡村疏远。再后来，人来就到了文化的秋天，此时，代表文化的精神资源完全成熟，同时也第一次暗示其出现衰竭的可能。城市发展成了大都市。在古典文化中，这是诡辩派、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在西方文化中，这是 18 世纪的启蒙时代。最后，人类走到了文化的冬天，也就是文明时代的来临。此时，城市日益同乡村疏远、对立并战胜了乡村，而发展成了特大城市，即世界都市。此时的文化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也走向了最后的毁灭。文化失落了心灵，它的最高作品是管理的技艺和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这是凯撒的时代——以连绵不断的战争来争夺世界帝国。

文化危机

一、文化危机的含义和表现形态

斯宾格勒文化危机理论是内在于其文化有机体理论中的，文化有机体理论强调，文化既是一个自身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的自足整体，又是一个有着生长周期的有机活体。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文化的演进，当文化走向衰老时，当文化走入冬季时，当文化迎来文明时，当文化面对质疑时，文化危机也就应运而生。文化危机指的是，特定种族中以种族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因失去其生命力而走入文明、面临质疑的现象。按照斯宾格勒的文化有机体理论逻辑推论，每一文化都会宿命性地有自己的死亡，都会最终产生文化危机。斯宾格勒认为，“如果有人不了解，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不了解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或者愿意如此，或者一无所愿，只能是或者屈从于此一命运，或者对未来和生活本身彻底绝望；如果有人感觉不到，在强有力的才智的实现中，在铁石心肠者的热忱和纪律中，在以最冷酷最抽象的手段进行的战斗中，也自有恢宏瑰丽的景象存在；如果有人只是沉迷于地方的唯心主义，只想过过去时代的生活——这些人就必须放弃理解历史、在历史中生活乃至创造历史的一切愿望。”在斯宾格勒的文化危机理论中，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上，在斯宾格勒看来，政治是生命借以维系自身、发展自身和完善自身并战胜他人的必要手段，是各个种族借以实现其历史命运的一种方式。斯宾格勒认为，“当我们称人类的存在川流是运动时，它们就叫作历史，当我们称其是运动着的对象时，它们就叫作家族、等级、民族、邦族。政治是这个涌动的存在借以维持自身、成长、战胜其他生命之流的路径。在本能的每一特征上，在最深的本质上，一切活生生的东西都是政治。”斯宾格勒认为，在一切文化的早期政治中，各个种族的统治权利都是先在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并以家长式和象征性的形式为主导，其所谓的政治变革，只不过是在先在的政治形式中的一种“派系”的取代，而其中所固有的神圣秩序则是上天或上帝所赐给的，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伴随世界城市和“第三等级”出现的是，“政治的形式”也成为了争斗的对象。此时，才智和金钱的力量强大起来，成为与血统和传统相抗衡或相对立的力量。同时，对政治的主体而言，人为组织起来的“政党”取代了自然形成的有机的“等级”。斯宾格勒是这样认识政党的，“政党不是种族的产物，而是心智的集合，因

此，它在才智上要胜过旧的等级，而在本能上则要弱于旧的等级。它是自然成熟的阶级秩序的死敌，阶级秩序的纯粹存在与政党的本质是相矛盾的。因此，政党的观念总是与全然消极的、分裂性的、社会地拉平的平等观念联系在一起的。崇高的理想不再被承认，而只承认职业上的利害关系。”在此，斯宾格勒认为，政党绝对是都市的产物，而且，自城市脱离乡村以来，所有的等级政治都纷纷让位于政党政治。例如，埃及的中王国末期、中国的战国时期、巴格达和拜占庭的阿巴斯王朝时期。同时，为了与“等级”抗衡，政党总会有一个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纲领，还会通过政党政治的各种手段，通过组织培训、演说和出版物等形式，向人民灌输其精神、纲领和观点，直到人民真诚地接受他们的意见或主张，而且他们也真正地以人民的意志发言为止。但是，最终，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会从政党的形式演进到个人的形式，即终结民主政治和实现凯撒主义。在此，从民主政治到凯撒主义的转变，并不是某个政党战胜或消灭其他政党，而是，作为一种形式的政党本身的消亡。在斯宾格勒看来，此时，作为所有真正的政党政

治的特征的共通的情感、民众的目标、抽象的理想，现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私人政治和具有强有力的种族性的少数人的强烈的权力意志。斯宾格勒认为，“等级有各种本能，政党有一个纲领，而个人追随则有一个领头人。这就是从贵族和平民，经过豪门贵族和庶民，直到庞培党徒和凯撒党徒的事变过程。真正政党政府的时期不到两个世纪，在我们自己的情形中，自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走向没落。被一种共同的刺激所驱使的整个选民群，应当把那些有能力处理他们的事务的人选出来——这是所有宪法中的一个天真的假设——这只有在第一次冲击中才有可能，它的前提条件是：甚至连确切集团的组织萌芽都不存在。1789 年和1848 年的法国就是这样。只要会议一召开，各种斗争单位立刻就会从中形成，而它们的结合有赖于想要保持已赢得的支配地位的意志，并且，它们从来不自视为他们的选民的喉舌，而是想方设法用尽一切可用的鼓动策略来加强自己影响和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在人民中间自行形成的一种倾向，实际上已经成为组织的工具，稳步地沿着相同的道路继续着，直到组织也转而变成了领袖的工具。权力意志比任何理论都强有力。”开始时，人民和领袖还都是因纲领而联系在一起。后来，领袖为了占有物品和获得权力而竭尽全力地得到人民的支持，并且想方设法地形成组织来控制他们。最后，纲领退出政治舞台，组织只为组织而存在，也只对组织本身有意义。

此外，在斯宾格勒看来，政党政治还有一个必要的理论基础——社会理论。这些理论可以通过文字的记载、宗派的说教和媒体的宣传等方式得以传播。至于这些理论的“真”与“伪”，对于政治而言，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在此，这些理论之所以具有说服力，并不是在于其逻辑的有效性，因为能跟随一个政治的群众是根本不具备批判能力和验证能力的，而在于其理论本身所依托的关键词的力量。然而，这些抽象的政治理论所具有的政治力量的持续时间很少能超过该政党政治在位的两个世纪，并且，这些抽象的政治理论并非毁于争论，而是毁于厌倦和无聊，正是这种厌倦和无聊毁灭了卢梭，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毁灭了马克思。所以，人们最终要摒弃的不是某一个理论，而是对理论本身的信仰和与之相伴随的一味的乐观主义。此后，理论便会仅仅以课堂练习的形式存在，而权力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

此外，民主政治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层面——金钱。对于民主政治中那些具有领导天赋的领导者来说，人民只不过是其政治活动所利用的对象，政治理论和理想只不过是其政治活动所利用的手段而已。因此，在这样的民主政治中，那些制定宪法和法规的人根本就没有想过其中的实用性，这些宪法和法规就成了一些抽象的思维成果，成了一些以公正和公平的观念为基础的抽象作品。斯宾格勒认为，“于是，在法律的理智方面与那些在法律的压力下悄无声息地形成的实际习惯之间，就出现了一道鸿沟，这些实际习惯或是使法律适应实际生活的节奏，或是防止它们违背实际生活的节奏。只有经验曾经给过人们这样的教训，即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力量完全是两码事。而且只有在整个发展终结时，这一教训才会被人们所吸收。选举权越是近于普及，选民的权利就越小。”在此，民主政治会通过金钱来影响选民的选举活动，那些具有天赋的领导者会通过金钱来控制言论和出版，来影响选民的意见，来构建其由支持者所组成的“预选会”，因此，选民会以“合乎形式”的形式出现并参与政治活动。就这样，“凯撒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民主政治土壤上，没有金钱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宪法上的权利就无从谈起。”

除金钱以外，民主政治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公众舆论的影响。古典的议会会将民众看作是一种无生命的实体而将他们集合在一处，然后，在公共讲坛前演讲，以便诱使民众按照议会的意志行使他们的权利。然而，处于“同时代”的英美的民主政治，往往是以出版的形式论述其政治理想和主张，对他的民众进行新闻洗礼，进而构建其政治“预选会”。斯宾格勒认为，“民主政治凭借它的新闻报纸已经完全把书本从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驱逐出去了。书本的世界及其迫使人要用心去加以选择和批评的形形色色的观点，现在只为少数人所真正占有。人民读同一种报纸，读‘他们的’报纸，这种报纸每天成千上万地塞进住户的前门，从早到晚蛊惑着人们的理智，凭借其更为动人的版式设计把书本赶进了湮没无闻的角落，假如竟然有某种书籍面世了，就用‘评论’的办法来阻击和消除它可能的影响。”此时，对于民众而言，真理就是不断地读到的和听到的东西，而且，只要有金钱在其中起作用，支持这些真理的论据是无法驳倒的。但是，当金钱的持有者转向了相反的政治主张时，或者持有相反的政治主张的政治团体在金钱上占了优势时，那些从前所宣传和灌输的真理就会立即被推翻，社会舆论也会立即转向新的方向、宣传新的真理，并且，民众也会很快地接受新的真理。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政治会给民众自由，会让他们自由地发表言论和表达政治主张，但这种政治自由总是有限度的。斯宾格勒对民主政治进行了一个总结性的概括，“金钱为握有金钱的人的利益组织选举程序，选举事务变成了一种预先协商好的博弈游戏，然后当作民众的自决权来演出。”然而，当民主政治耗尽其最后的合法形式时，当金钱主导的政治令民众无法忍受时，人类会再次以残暴的方式选择其生存的命运，会唤起对古老的和有价值的传统的渴望，会期待对本质高贵的和无私的真实的追求。此时，充满生命力的“血统力量”会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和灵魂中重新复苏，一个崭新的时代——凯撒主义时代即将来临。最后，斯宾格勒对人类的未来进行了一番展望，“现在，当一度为大都市的理性主义所压制的充满形式的血统力量在内心深处重新觉醒时，一个时代的曙光出现了……凯撒主义是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但是，它的根基却深深地伸进在血统传统的地下……未来的强力人物可能把地球当成他的私人财产——因为文化的伟大的政治形式不可救药地坍塌了——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尽管他们的权利是无形式的和无限制的，但它还是会有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不知厌倦地如其本然地照料这个世界，这与金钱当权的时代的利益旨趣正好相反，并且它需要的是高尚的操守和良心。”

二、经济上，在斯宾格勒看来，起初，人类的原始经济就像植物和动物的经济生活一样，其发展以生物学意义上的时间尺度为根据，这种经济形式完全支配着人类的原始生活。此时，动物和植物以被驯化和饲养、被选择和播种的形式参与到人类的经济生活中，并在漫长的岁月中依人类经济经验的丰富程度而得到相应的改进。同时，火和金属也成为人类的工具，用于对产品的再加工，对世界的再征服以及对人类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到了高级文化阶段，封建主义建立在无城镇的乡村经济形式的基础上，产生都市以后，国家就以形式为核心进行统治，并采用了货币经济形式，直到文明的时代到来时，属于世界城市的民主政治取得了胜利。在经济上，原先的货币经济也发展成了金钱的独裁。

在此，斯宾格勒认为，与社会生活一样，经济生活也是按金字塔的形式发展的，“在乡村的底层，一种全然原始的状态依然故我，几乎未受文化的影响。晚期都市经济——它已经是坚定的少数人的活动——还是不以为然地对在它周围继续存在的原始土地经济表示出蔑视，而后者也对在墙内盛行的智性化的风格怒目相向。最后，世界都市带来了一种文明化的世界经济，这一经济从少数中心中的极小核心中发散出去，使其他地方作为一种地方经济从属于自己，而在更为偏远的地区，全然原始的(‘家长式的’)习俗往往继续盛行。随着城市的成长，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虚伪、越来越精致和复杂。”

斯宾格勒认为，从经济领域的视角来看，人类历史中共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生活方式，第一种是农民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完全纯粹的生产，此时的人类生活是以狩猎、畜牧和农业生产为主的，即使在古代晚期，贵族和僧侣也视土地为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财产。第二种是商人或经济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这种生活方式的主体并没能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其势力和重要性却是无法忽视的。斯宾格勒认为，“这是一种精致的寄生生活，是完全非生产性的，因而是与土地无关的、远距离的、‘自由的’、精神上也不受乡村伦理和实践的约束的；这是一种靠别人的生活来维持的生活。”第三种是工业者生产的生活方式，即加工技术。它首先在手工业和小工业的行会中得以产生，它的特点就在于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人类的智慧。

在此，与这三种经济的生活方式相对应的便是交换。在文化的青春期到来时，人类就开始了定居形式的经济生活，此时的居民们仍然怀有农民的情感，进行交易时也往往是物品的直接交换。在这种物物交换的形式中，在市场上，商人也仅仅是个中间人，但是，随着城镇的出现，人类的经济生活也发生了改变，此时，市场也变成了城镇，城镇之外的生产生活便成为了纯粹的目的或手段，而城镇里的人与生产脱节、与土地或在他手中经过的那些物品没有实质性的联系，他只是以自己的标准去审视那些物品的价值而已，此时，物品就变成了商品，交换也转化成了销售，思维的对象也由物品转为了货币。由此，抽象的货币便从具体可见的物品中抽象出来。斯宾格勒举例说，“对于早期的农民来说，‘他的’牛首先只是一头牛，是一个单位性的存在，其次才是一个交换对象；但是，从真正城镇人的经济眼光来看，唯一存在的东西就是一种抽象的货币价值，它只是在当时恰巧以一头牛的形式出现，这头牛随时都可以换成钞票。即便如此，真正的工程师在一个著名的瀑布中所看到的，也不是一个独特的自然景观，而是一个可计量的、未被开发的能源。”在此，抽象的货币计算就取代了具体的物品比较而成为了人类在交易过程中思考的核心问题。在斯宾格勒看来，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其最终结果是，在人类社会中，与生命和土地相联的财产观念被流动易变的财富观念所取代，于是，城市变成了货币价值的中心所在地，商人变成了经济生活的主宰。在货币的思维方式下，人类的生活变成了以商业的形式进行的交易，斯宾格勒认为，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思维方式才能成为金钱的主人，才能适应都市的生活。如果不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就只能成为大都市中金融运作的小人物。于是，这种思维方式就迅速地发展为城市中的主流意识，进而控制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此，斯宾格勒认为，“世界经济本身，是所有文明中富有特色的经济，它其实应恰当地称作是世界城市经济。甚至这种世界经济的命运，现在也是在少数几个地方决定的，如在巴比伦、底比斯和罗马，在拜占廷和巴格达，在伦敦、纽约、柏林和巴黎等都市的‘世界金融市场’。余下的则是一种垂死的地方经济，这种经济在其狭小的圈子里继续运行，没有意识到自己完全是依赖性的。最后，金钱是才智能量的形式，统治者的意志，政治的和社会的、技术的和精神的创造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全都集中于此。”

除了金钱的思维方式以外，在经济生活领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范畴，即机器。斯宾格勒认为，自从人类具有醒觉意识以来，语言就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思想也渐渐地从感觉中解放出来。这样，人类就有可能对自然进行有目的地改造。起初，人类还只是静静地仔细体验自然的魔力，渐渐地，人类开始记录自然的各种现象，再到后来，人类便可以模仿自然而制造出一些工具，如火、武器、房屋、金属加工器具和农耕、狩猎器具，等等，在这些基础上，“高级文化的技术”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这样，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就会与日俱增。斯宾格勒举例说，蒸汽机的发明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生活，“直到那以前，自然还在作出贡献，而现在，它就像一个奴隶一样被套上紧箍咒，它的作用仿佛受到轻视，可以用马力作标准加以衡量。我们的注意力从黑人的体力——其作用在于从事有组织的日常工作——前进到了地壳中的有机蕴藏，在那里，水力已经被利用来补充煤炭。”于是，在使用了机器之后，人类的生命更加宝贵，人类的工作更加高贵，机器成为了工作的主体，人只需与机器配合而已。此时，人类的文化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然而，渐渐地，机器的发展似乎超出了人类的控制，它发展得越来越神奇，已经令人类感觉到它就是魔鬼。它创造出三类人物——企业主、工程师和工厂的工人。于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就成为了微不足道的存在，渐渐地，他们都成为了机器的奴隶而不是主人。能成为机器的主人的只有少数冷静的工程师。

最后，斯宾格勒强调，由于金钱思维方式只是一种意识，所以，当它思考完了它的经济世界而没有其他的思维对象时，它也就走到了尽头。凯撒主义必将打破金钱的霸权。对此，斯宾格勒是这样论述的，金钱的思维方式“闯入自耕农的乡村生活，使土地变为动产；它的思维使各式各样的手艺发生了改变；今天，它又成功地对工业施加压力，使企业主、工程师和劳动者的生产性的工作同等地变成了它的战利品。机器，本世纪的真正女王，连同它的人类仆从，都面临着屈从于一个更强大的力量的危险。但是，与此同时，金钱也已经走到了它胜利的尽头，最后的冲突，即金钱与血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睫，在那场冲突中，文明将取得其最后的形式。”

三、艺术上，在斯宾格勒看来，艺术是除数学和科学的显现及其象征主义的外化以外，高级人类能为自己的世界感受所寻找到的最直接、最生动的象征性表现。斯宾格勒认为，艺术不仅是一个体系，更是一个有机体的整体。一方面，艺术是一个整体的范畴，它包括音乐、雕塑、绘画、建筑，等等，但是，对于特定种族的艺术而言，其中一定会有一个渗透于其所有的艺术领域的一个同一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作为文化范畴的一个领域，艺术也是一个有机体，它会经历一个从出生到成长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的生命历程，它也会经历春、夏、秋、冬的四季更替。斯宾格勒认为，“根本没有一种艺术门类可贯穿于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文化。甚至在（例如在文艺复兴的情形中）所谓的技术传统暂时地欺骗我们相信古代艺术规则具有永恒有效性的地方，也根本上不具有完全的一致……每一个别艺术——中国的山水画、埃及的雕塑或哥特式的对位音乐——都是曾经存在的，它将随着它的心灵和它的象征主义的消失而一去不复返。”此外，艺术的创造并非是无根据的，而是一种文化的生命史的一种表现方式，因此，也可以说，艺术也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艺术的表达方式、内涵、理论、技术及传统全部都是由与之对应的文化精神所决定的。因此，斯宾格勒认为，“当这样的一种艺术诞生的时候，当它走完其生命历程的时候，它究竟是消亡了，还是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为什么这样或那样的艺术在某一特殊的文化中是主导，或为某一特殊的文化所不具备——所有这一切，都是最高意义上的形式的问题。恰如为什么个体的画家和音乐家无意识地回避某些阴影和和声，或相反，显得特别偏爱某类阴影和和声，以致作者的特性就整个地根基于此，这是形式的另一个问题。”

在斯宾格勒看来，前文化时期的艺术以神秘的象征主义与朴素的模仿的表现方式表达着原始的混乱心灵，此时，激情主导着人类艺术的方方面面。到了文化的早期，出现了表现基本年轻的世界感的装饰和建筑，正是这些早期阶段的伟大装饰和建筑为后来的艺术奠定了基础，决定了后来艺术的选择及精神，成为了后来艺术之母。在此斯宾格勒认为，一切古典建筑都始于外部，一切西方的建筑都始于内部，阿拉伯的建筑也始于内部，不同的是，西方的建筑以浮士德心灵为根基，总是渴望能够透过周围的墙壁而直至无垠的太空，而阿拉伯的建筑则是开始于外部并止于外部的，他们分别表征了不同的艺术精神。这样，在乡土中便无意识地诞生了艺术及其形式语言，在文化的晚期，形成了“由个人所操纵的城市”和“有意识的艺术作品”。此时，形成了成熟的艺术形式和理智化了的形式语言，同时，艺术在这个时期也枯竭了其中的创造力。总之，在文化阶段，艺术经历着其内在存在风格形成和具有象征性的形式语言生成的生命史。

文明阶段的艺术则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现代艺术”企图描绘或激发大城市意识，从而将音乐、建筑及绘画等艺术表达形式转化成了纯粹的工艺艺术。其后，艺术形式发展到终结的程度，此时的艺术多是对古代的或外来的主题的演绎或效仿，艺术作品成为了无意义的、空洞的、人为的、虚饰的建筑物和作品。最后，艺术仅剩下利用材料与体量的帝国式的展示了。在此，斯宾格勒认为，艺术的“最后的结果是一套固定的形式无尽的、工艺式的重复，这是我们今天在印度艺术、中国艺术、阿拉伯—波斯艺术中都可以看到的。绘画和建筑、诗歌和器皿、家具、戏剧和乐曲——所有的一切都是仿作。在几个世纪内，更别说在几十年内，我们再也已经无法依据艺术的装饰语言来推算任何东西了。因此，它无疑已处在所有文化的最后一幕中了。”总之，文明阶段的艺术追求奢华、享乐和感官神经的刺激，是一种无内在形式的存在。

四、精神上，在斯宾格勒那里，文化是一种人类在具有醒觉意识后所逐渐形成的灵魂，是生命的自我表现的潜能，那么，在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文化精神的演变无疑是最根本和最本质的。

起初，人类与世界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对以动物的方式生存的人类来说，没有时间的观念，没有醒觉意识，也没有征服“大宇宙”的欲望。然而，就当一个伟大的心灵从人类混沌的原始状态中觉醒时，就当人类超脱身体和环境的束缚、将自己看作是自为的生命时，“我”便从世界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概念，至此，人类的生命就变成了一种日光中的存在，而黑暗或不可见的东西会令其恐惧。斯宾格勒认为，此时的人类“生出一种新的恐惧感，它把所有其他的情感都吸纳到自身之中——这是在不可见物面前的恐惧，是人们能够听到或感觉到、在其效果中猜到或观察到但却看不到的恐惧。动物其实也能在其他的形式中体验到恐惧，但人类认为这些形式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原始人和儿童在寂静面前易于感受到的那种局促不安（他们力图以喧嚣和大声说话去消除它），在高级人类中也会消失无踪。人类信仰的本质和标记，就是对不可见物的恐惧。神是人类所揣测到的、想象的、觉察到的光的现实，有关‘不可见的’上帝的观念，是人类超越性的最高表现。光的世界的尽头处，就是来世之所在，而拯救则是对光的世界及其事实的魔力的摆脱。”

于是，具有醒觉意识的人类社会中便诞生出了文化。在文化的春天，人类表现出了对外在世界的极度恐惧，也形成了对目不所及的神和上帝的畏惧。渐渐地，人类在视觉、感觉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思维，斯宾格勒认为，“思维把一种永久的断裂引入了人类的醒觉意识。从早期开始，它就把知性和感觉分别规定为‘高级的’心灵力量和‘低级的’心灵力量。它在视觉的光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之间确立了一种决定性的对立，前者被描述为是一种虚构和幻觉，而在后者当中，概念及其暗淡但不能抹去的光晕仍然存留下来，并发挥着作用。从此以后，对于人类来说，只要他在‘思考’，想象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起初，人类还是一个以视觉和广延为核心的醒觉存在，但是，现在，这种醒觉存在变成了抽象的精神，变成了纯粹的理解，从此以后，人类就不仅将外在世界，而且将其生命的其他组成部分都看成是低于思维的物质存在。思维可以帮助人类分析认识论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坚信，只要能够论证事物的存在，就不会再恐惧。于是，处于文化的春天中的人类开始以年轻的心灵、幼稚的思维和初生的形式去表达其稚嫩的心灵所直接感受到的世界情感，由此便形成了神秘主义的世界观和最早的形而上学。

在文化的夏天，人类为了给生存寻找到一个根基，就需要不断地与自然及其自身中的一切恐惧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人类思维逐渐摆脱童年时代的幼稚，随着人类创造活动的深入和经验的丰富，随着人类逐渐接近光的世界并对其有了明确的认识，文化也挥别了童年，步入了成年。此时的人类不再恐惧，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性。此时的宗教改革也展开了对文化春天形成的神秘主义—形而上学的反抗，开始形成一种哲学形式的世界感受。在每一种文化中，这都是一个宗教改革和哲学兴起的阶段。此时，城市也在悄悄兴起。

文化的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此时，人类逐渐具备了严密的理智创造力，进入到一个理性万能论的时代。在这个阶段，各种文化中都兴起了启蒙运动和总结性的哲学体系。但是，秋季还是一个凄凉的季节，在这个阶段中，理性主义的膨胀破坏了生命力的彰显，理性和体系成为了固定的传统模式，人类丢掉了对生命的好奇和渴望，丧失了创新的欲望和动力，此时，人类摆脱了恐惧而沉浸在对现成的东西的享用中。这个时期是属于城市的才智的，城市向乡村挑战并获胜，这正是文明出现的标志。

文化的冬天是大城市文明破晓的阶段。在文明中，人类的精神创造力消失了，一种非宗教与非形而上学的世界主义伦理和唯物主义世界观盛行开来，此时，对科学、功利和幸福的崇拜取代了对宗教的信仰，人类没有了恐惧，也没有了追求的目标。于是，生命本身也成了问题，一种终结的世界情感传播开来。后来，心灵还有一次挣扎，那便是浪漫地沉浸在对往昔的留恋和回忆中，但是，这段时间不会很久，人类最终还是会无望地放弃的。

综上所述，在文化中，当政治上的才智和金钱战胜了血统和传统，经济上的货币和机器替代了物的交换和手工生产，艺术上的工艺艺术取代了艺术激情，精神上的大城市文明驱散了原始的恐惧时，人类的文化便进入到了危机阶段。

二、文化危机产生的根源

斯宾格勒区分出两种世界——“作为自然的世界”和“作为历史的世界”，其中，自然是已成的，遵循“空间的逻辑”和因果必然性，而历史是正在生成的，遵循“时间的逻辑”和命运的必然性。如果把世界看成是已成的，那么人类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无机地、因果地联系在一起的“系统”；如果把世界看成是正在生成的，那么人类所获得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就是有机地、象征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相”。对此，斯宾格勒认为，“所有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最后的分析中，都可描述为一种‘形态学’。机械的和广延的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发现和整理自然定律与因果关系的科学，可称之为系统的形态学。有机的事物的形态学，或者说历史与生命以及所有负载着方向和命运之符记的东西的形态学，则可称之为观相的形态学。”而且，在斯宾格勒看来，“系统的科学”已发展到了极点，而“观相的形态学”时代仍未来临，他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观相学将成为所有一切与人有关的科学的方法论。

“观相学”是通过仔细观察一个人外在的身体和面貌，从而预测其性格、气质和人生命运等内在东西的学问。在斯宾格勒那里，“观相学”被用于观察人类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借助于“观相学”，斯宾格勒要“做出大胆的尝试，想去预断历史，想在一种文化的命运中去追踪尚未被人涉足过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星球上那唯一实际上已处于完成状态的文化的各个阶段，那就是西欧及美洲文化。”

在斯宾格勒那里，兼具描述性和创造性的“观相学”是历史领域的“肖像艺术”，正如唐·吉珂德、维特、于连·索雷尔是文艺作品中的肖像一样，浮士德也是西方文化整体的肖像。在此，斯宾格勒认为，历史是由政治、经济、战争、科学、艺术、宗教、道德等形式构成的。但是，这些形式也都只是心灵的外在表现，只是一种象征，而对于这种象征来说，只有当采用“观相学”的方法时，才能被恰当地揭示出其中的意义。象征不是能被系统和因果律约束着的，它的意义是能被直觉到的，这样，人类才能找到自身的根据。斯宾格勒认为，研究自然的人可以通过教育而造就出来，但艺术家和真正的历史学家则是天生的，他们可以仅凭一种先天的感觉就能参透人类社会的本质，“直观性的内心视象可以在一个活生生的、内在地感受到的统一体中赋予具体的细节以生命和活力。诗歌和历史研究是一类的。计算和认知也是一类的。但是，正如黑贝尔在某个地方说的，体系不是空想出来的，艺术作品不是计算出来的，或者说（其实是一回事）不是苦想出来的。艺术家或真正的历史学家看到的是事物的生成过程，并能从它的轮廓来重新推定它的生成过程，而热衷于体系化的人，不论他是物理学家、逻辑学家，还是进化论者或实用主义的历史学家，只知道向那既成的东西讨教。”

斯宾格勒认为，在世界生成的所有图像中，人类也只能处理其中的一个形态学单位，即“世界历史”。即使如此，也只有当各个文化中文化现象的观相学意义被理解时，人类才算是掌握了人类历史的本质和内在逻辑。只有在进行一系列的“内视”和“外观”之后，人类才会得到那个严肃的历史哲学，才能根据各个文化的象征意义弄清楚历史中的每一种文化现象，才能超越历史中的各种表面现象将历史看作是有着一个严格的内在结构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命运。

斯宾格勒以“观相学”的方法论发现了历史领域中的“有机的逻辑”，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有机体，世界历史就是各个文化有机体的集合。斯宾格勒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的“内视”和“外观”之后，发现文化既是一个由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整体，又是一个经历着从出生到成长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的有机过程。而文化有机体的后一种含义就必然地导致文化危机的产生。每一种文化都要在空间中不断地实现自身、在时间中不断地消耗自身，而当文化中的灵魂或内在可能性得以完全实现时，文化就会陷入僵死的状态中。在斯宾格勒看来，自从人类具有了醒觉意识而与其原始状态脱离开来时起，人类就从“无形式”变成了“形式”，从“永生”变成了“有限”的存在，此时，文化也就诞生了。当这一文化以外在的种族、语言、宗教、政治、经济、艺术、科学等形式实现了其内在的可能性时，它也就死亡了。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种文化都会经历一个如同个体的生命所经历的过程——孩提、青年、壮年和老年。对此，斯宾格勒以西方文化为例解释，“西方文化最初是一个年轻而颤栗的心灵，满负着疑惧之情，呈现在罗马式和哥特式风格的初生时期。它使西欧的土地充满了浮士德式的风景……那神话般的世界意识，在逐渐成熟的时候，，为了给生存找到纯粹的、直接的表现，就如同一个惶惶不安的债务人，需要不断地与自身和自然中的所有黑暗和邪恶的力量作斗争，直至最后获得并认识到那纯粹而直接的生存表现。一种文化越是接近于其存在的巅峰状态，它为自己所求得的形式语言就越是刚毅、严格、有控制力、有强度，它对自己的力量就越是感到自信，而它的轮廓特征也越见清晰明朗……再往后，便是文化的“温柔”到临近“脆弱”的时期，那甜蜜的芳香有如十月的金秋时节……最后，在文明的黄昏的破晓时刻，心灵之火熄灭了。萎缩的力量再一次努力地作着半成功的创造，由此产生了古典主义，这是所有垂死的文化所共有的现象。再后来，心灵还有一次思考，那便是在浪漫主义中，忧郁地回望着它的童年；到了最后，它也疲倦了、厌烦了、冷漠了，失去了生存的欲望，于是，它盼望着能走出那漫长的白昼，而坠落到原始神秘主义的黑暗之中，回到母胎里，回到坟墓里。”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是一个有机体，这是所有文化的必然命运。每一种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一个在空间中不断地实现自身、在时间中不断地消耗自身的过程，最终达到终结的状态，这就是文化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三、文化危机的应对

斯宾格勒以“观相学”的方法论为指导，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一系列的“内视”和“外观”，最终得出一个文化是一个有机体的结论，这其中就蕴含了文化危机产生的必然性。

在斯宾格勒看来，尽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化被大多数人都看作是世界历史不断上升的顶点，但是，它也只是文化有机体中的一个阶段，而且，在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存在这个生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文化的基本特征则是文明精神的盛行，对此，斯宾格勒认为，充分理解或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整个地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从而改变其生活。从今往后，由于历史的命运的必然性，每一个人都要帮助自己弄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什么是不值得做的，而不能只是徒劳地考虑自己的理想、愿望和欲望。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抱怨、指责和悲叹都是无谓的，都是无法改变现实的，现代文明就是一种文化即将终结的表现，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文明化的社会，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现实。尽管我们也许会悲伤，但是我们又无力改变这一切。所以，斯宾格勒认为，“如果有人不了解，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容修正的，不了解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或者愿意如此，或者一无所愿，只能是或者屈从于此一命运，或者对未来和生活本身彻底绝望；如果有人感觉不到，在强有力的才智的实现中，在铁石心肠者的热忱和纪律中，在以最冷酷最抽象的手段进行的战斗中，也自有恢宏瑰丽的景象存在；如果有人只是沉迷于地方的唯心主义，只是过过去时代的生活——这些人就必须放弃理解历史、在历史中生活乃至创造历史的一切愿望。”

在斯宾格勒看来，对于西方人来说，绘画、音乐和建筑的可能性都已在几百年内就被实现，而如今只剩下外扩的潜力了，此时，帮助人们及时发现某些领域的命运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一方面，人们就可以适当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当人们注定要失败时，也不会感到那么手足无措了。斯宾格勒想要告诉后人，什么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什么又是其生存的时代中所不具备的可能性，以免人们的才智与力量被浪费在不可能的事情上，而此时，西方人还处于不清楚自己所处的文化阶段的状况中，那么，他们就不免会失败并在失败时感到迷茫。最后，斯宾格勒强调，“现在，若干世纪的工作终于使他能够在与一般文化框架的关系中去观察自己的生命中的意向，去考验自己的力量和目标。我只希望新的一代能为这本书（《西方的没落》）所打动，把自己投身于技术而不是抒情诗，投身于海洋而不是画笔，投身于政治而不是认识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好的事可做。”

那么，生活于文明阶段的人类就要以时代的需求来选择个人的事业和生活，而不是一味单纯地追随那些已无生命力的文化形式，即使追随了并失败了，也无需感到失望或迷茫，因为这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斯宾格勒文化危机理论的影响

斯宾格勒是在 1911 年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西方文明面临严重的危机时写作《西方的没落》的，他认为，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是从物理学那儿照搬过来的，根本无法解决历史领域中的问题，因此，他努力地从这种危机的外在表现形式去进一步挖掘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在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中，“文化”取代通常的“民族”而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在斯宾格勒看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