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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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熙帝简介2.康熙帝的生平

• 康熙帝简介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即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

  玄烨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1654年5月4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顺治帝第三子，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他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康熙大帝革除旧制，施行新政，勤于国事，好学不倦，御敌入侵，山河一统，治河重农，提倡文教，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并且对内实行德治，发展生产，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死后传位第四子清世宗雍正帝胤禛。

  康熙帝的生平

  一、早年登位

  玄烨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子，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时为庶妃，顺治帝生前没有册立太子。顺治十八年，顺治帝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把他选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顺治十八年正月玄烨即位时只有6岁（虚岁八岁），次年正月（1662年2月）改元康熙。当时的大清，朝虽立而国未盛、民未安，守成和创业同等重要。上继父祖鸿业，下开后世太平，实现民众康宁、国家熙盛，是康熙帝面临的时代课题。康熙帝登位后，内有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懿训，外有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黄旗)、鳌拜(镶黄旗)四大臣辅政。在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曾为太祖一等侍卫，四朝元老，功勋卓著，位居四辅臣之首，但他年老多病。苏克萨哈爵位在遏必隆和鳌拜之下。四大臣辅政之初，尚能不结党羽，和衷共济，实践他们在顺治皇帝灵位前的誓言。但是后来逐渐形成鳌拜结党营私、欺凌幼主的局面。

  玄烨8岁丧父（存疑），10岁丧母。母亲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玄烨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故。七月初七，十四岁的康熙帝正式亲政，在太和殿受贺，赦天下。但亲政仅十天后，鳌拜即擅杀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数天后与遏必隆一起进位一等公，实际政局并不受康熙帝直接控制。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时常召集少年侍卫在宫中作扑击之戏，不过在五月十六日（6月14日），突然下令这些侍卫在鳌拜进见时将其逮捕。大臣商议鳌拜大罪三十条，请求诛其族，康熙帝念鳌拜功劳，赦死罪而拘禁，但诛杀了鳌拜的很多弟侄亲随及党羽。仅存的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因为长期勾结鳌拜，被削去太师、一等公。康熙帝由此完全夺回朝廷权力，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

  二、削平三藩

  三藩是指三个降清的明将：平西王吴三桂，镇云南；平南王尚可喜（子之信），镇广东；靖南王耿继茂（父仲明、子精忠），镇福建。三藩占据要地，拥兵自重，成为清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实力最强。从顺治朝开始，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为例，国家赋税的收入银875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900多万两。竭全国之财力，尚不足一藩之需求。到了康熙初年，财政困难局面仍旧未见好转。国家钱粮，大半耗于三藩。三藩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掠卖人口。平西王吴三桂还自行选派官员，称为“西选”。康熙帝除鳌拜后，三藩成为他最大的心病。他要削平三藩，强化皇权。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以平南王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青年康熙出狩图

  同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提出反清复明，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声讨清朝。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丢失，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康熙帝政策是坚决打击吴三桂，决不给予妥协讲和的机会；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则大开招抚之门，以此来分化叛军，削弱吴三桂的羽翼，从而孤立吴三桂。在这个方针之下，康熙帝把湖南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命勒尔锦等统领大军至荆州、武昌，正面抵住吴三桂，并进击湖南，又命岳乐由江西赴长沙，以夹攻湖南。此外，康熙帝又放手重用汉将汉兵作战。康熙十五年（1676年），陕西王辅臣和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先后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投降。陕、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平定。吴三桂局促于湖南一隅之地，外援日削，而清军已由江西进围长沙，其失败之势已成。

  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国号周，大封诸将。未几即忧愤成疾，于八月病死。吴三桂死后，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康熙二十一年（1681年）冬，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标志着三藩之乱的结束。经过八年平叛战争，终于取得削平三藩的胜利。群臣请上尊号，康熙帝严辞拒绝。他认为，八年战火，生民涂炭，应该务实，切戒虚名。随后，他开始着手统一台湾。

  三、统一台湾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中风而死，台湾郑氏王朝发生政变，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任延平王，大权实际上为冯锡范、刘国轩掌握，郑氏官员向心力开始动摇，负责与清朝谈和的傅为霖甚至愿当内应。姚启圣认为是进攻台湾的好时机，向康熙帝推荐施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收复了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即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四、驱逐沙俄

  雅克萨之战示意图

  16世纪以来，沙皇俄国跨过乌拉尔山脉向亚洲西伯利亚地区扩张，不久之后持续侵扰中国黑龙江流域。清朝初年，清军主力入关，东北边界防卫空虚，沙俄侵略者趁机抢占了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顺治帝时，清军曾几次击败入侵的俄军，由于东北人烟稀少，一旦清军回撤，俄军势力又卷土重来。并煽动当地酋长索伦叛附，试图分裂中国。康熙帝亲政之后，清政府一再要求侵略军推出中国国土，俄军置若罔闻，并且继续扩大侵略。康熙帝于是准备组织自卫反击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清领土。侵略军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爱珲劫掠，清将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侵略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但侵略军负隅顽抗。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正月二十三日，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命都统彭春赴爱珲，数日攻克雅克萨城，即行回师，留部分兵力驻守爱珲，另派兵在爱珲、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屯田，加强黑龙江一带防务。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秋，沙俄卷土重来，再次占领雅克萨城。俄军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愤慨。次年初，康熙接到奏报，即下令反击。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军2000多人进抵雅克萨城下，将城围困起来，勒令沙俄侵略军投降。托尔布津不理。八月，清军开始攻城，托尔布津中弹身亡，改由杯敦代行指挥，继续顽抗。八月二十五日，清军考虑到沙俄侵略者死守雅克萨，必待援兵，且考虑隆冬冰合后，舰船行动、马匹粮秣等不便，于是在雅克萨城的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河上派战舰巡逻，切断守敌外援。侵略军被围困，战死病死很多，826名俄军， 最后只剩66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俄国摄政王索菲亚急忙向清请求撤围，遣使议定边界。清答应所请，准许侵略军残部撤往尼布楚。

  雅克萨之战结束后，双方进行条约谈判，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 七月二十四日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中国领土。

  五、平定西北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大清，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底，沙俄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全权代表戈洛文，在伊尔库茨克专门接见了噶尔丹的代表，阴谋策动噶尔丹叛乱，支持他进攻喀尔喀蒙古。在沙皇俄国的唆使下，噶尔丹终于率兵进攻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占领整个喀尔喀地区。喀尔喀三部首领仓皇率众数十万分路东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一带，向清廷告急，请求保护。康熙一面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今内蒙古科尔沁旗）放牧，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北上迎击，先后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破准噶尔。康熙三十六年（1698年）二月，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至此康熙时期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战始告结束，喀尔喀地区重新统一于清朝。

  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便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随着他的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地盘的不断扩大，又滋长了分裂割据的野心，沙皇俄国也积极支持其叛乱。策妄阿拉布坦在沙俄支持下，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并派兵侵入西藏，进行分裂叛乱活动。由于康熙及时派兵进藏协同藏军进行围剿，才将策妄阿拉布坦叛乱势力赶出西藏。

  六、开创盛世

  康熙南巡归朝图（局部）

  清朝平定三藩后进入康雍乾时期，康熙帝为政宽仁，留心民间疾苦，在他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圣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京杭运河，得到很大的成绩。在他六次南巡期间，考察民情习俗之外，更是亲自监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

  康熙是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另一方面，康熙少年时就挫败了政治对手鳌拜，年老时利用“文字狱”打击汉族异议人士。康熙创立“多伦会盟”取代战争，联络蒙古各部；意图以条约确保清朝政府在黑龙江的领土控制。

  七、晚年生活

  康熙标榜仁政，晚年倦勤，导致出现官吏贪污，吏治败坏的现象。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六十四万余两，牵连的官吏多达一百一十二人。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康熙末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有江苏无锡县人刘三因县令李牧残酷成性，聚数百人于山中反抗，后被捕。

  康熙在晚年亦继续减免天下赋税，蠲免全国各地省份的钱粮，免除多处地区的欠赋。使全国各地的农民都能休养生息。防止了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出现各地丰收，无灾可免的情况。多种措施令到各地的农民都能够休养生息，也防止了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和横征暴敛。

  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立皇后所生的一岁的皇次子胤礽为太子，并亲自抚养。但数十年后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废太子后众皇子觊觎皇位，矛盾更加尖锐，故太子废而复立，但康熙仍无法容忍其结党，三年后再废太子。据说：康熙后期有意将皇十四子胤禵立为太子，可是于康熙六十一年临终时决定传位给四子胤禛。

  康熙帝的政治举措

  加强皇权

  康熙帝亲政以前，清朝政体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其最明显的表现是皇帝和臣僚之间的权力界限不确定。如果根据入关前努尔哈赤制定的“家法祖制”，清朝的政体就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带有共和色彩的贵族统治。在这种制度下，主要由满族亲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不但是清朝最高决策核心，而且也是最高权力机关，具有废立君主的权力，即人君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然而，作为君主的皇帝当然不能心甘情愿地受制于议政诸王。于是，皇帝和贵族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权力争夺，进而严重影响到清朝政治的稳定。因此，如何从政治制度与统治思想的角度，划定君臣之间的权力界限，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权威的政治体制，一直困扰着清初统治集团。

  康熙帝亲政以后，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又毫不含糊地提出要建立由皇帝个人独裁的专制政体。他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用人之权、奖惩之权由皇帝亲自控制，不许臣僚干预；通过特务统治、密奏制度，对臣僚实行严密的监督和防范；反对朋党，严防臣僚结党对抗皇权。康熙帝确立的君主专制原则，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逐渐成为清朝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家法”。乾隆帝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清朝君主专制政体，在康熙朝被正式确立以后，持续两百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方被废除。

  官僚体制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有清一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早在入关前，一些投清（后金）汉官就提出纂修《会典》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康熙时，纂修《会典》的目的，是要以成文的方式规定清朝官僚政治的基本制度及其运作程序，并从行政法的角度确定其合理性、合法性。《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凡162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清朝官僚政治直接服务于专制皇权，是实现皇帝个人独裁的重要工具。但与此同时，官僚政治对防止贵族滥用权力、改善官风、规范政治运行及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等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健全官僚政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由乱到治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强化皇权的同时，大力加强官僚政治建设，显示了康熙帝卓越的政治眼光。

  完善内阁职权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恢复内阁。设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学士，俱满、汉分授。大学士仍冠以殿阁之名。清初有四殿(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二阁(文渊阁、东阁)，乾隆时去掉中和殿，增设体仁阁，为三殿三阁。清朝内阁虽居百官之首，但权力又逊于明朝。

  设置南书房

  康熙帝

  南书房的设立是康熙帝的一个创造，这是应军事之需、行政之需、学问之需和情趣之需。说军事之需，是因为当时正进行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军报紧急而繁多，指示应迅速及时，皇帝身边需要有军政顾问和机要秘书。说行政之需，是因为康熙帝是勤政君主，三藩平定后，皇权集中，日理万机，处理政务，也需要一个贴近的咨询、秘书班子。说学问之需，是因为康熙帝酷爱读书学习，经史子集，天文地理，算学音律，地方民情，随时请教和探讨，需要身边有机要的师友。说情趣之需，是因为康熙帝喜欢书法、绘画、诗词、文玩，也需要人同趣相通，同好相逑。所以，南书房建立后，没有因平定三藩之战结束而结束，而是坚持下来，并制度化、规范化。

  康熙帝设立南书房的最初动因是：其一，康熙帝身边的太监、宫女，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不能同他研讨经史，切磋书法；其二，各大臣都有职务，也不能随时陪伴身边，日侍左右；其三，他们住地离皇宫较远，随时咨商，很不方便，每日派员，轮流值班。其四，加强皇权，抑制旗权。所以要设南书房，这些随侍左右的大臣应是：品德高尚，学艺专长，任事专职，住近宫廷。　南书房的官员，地位特殊，称为“内廷”。“内廷”官员有哪些人呢？一是御前大臣，二是军机大臣，三是南书房翰林，四是上书房师傅，五是内务府总管。就连内阁大学士、内阁官员都算外廷，而不算内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内阁为外廷。内阁又为什么算外廷？因为雍正朝从内阁分出军机处，军机大臣算内廷，大学士也就算外廷。南书房翰林与内廷官员进入内廷，从乾清门出入。

  南书房翰林挨近皇帝，参与机要，容易得宠，升迁较快。但是，南书房翰林，也蛮辛苦的——官员虽以入直南书房为荣，但不知其苦：“咫尺天颜，垂手侍立，久之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则终日伏案而坐，两脚不得屈伸。”有人说：“伺候时立得手痛，钞录时写得脚痛。”皇帝到南书房的时候，值班的翰林们都要到门外站着回避，“呼某人则入，不呼则候，帝去乃入也”。皇帝同每个人谈话内容，都是两人间的机密，外人不得闻知，更不能外传。南书房值班的翰林，文具由内务府办理；饮食由御膳房供应。早餐在家里吃——《履园丛话》记载：徐乾学饭量大，每早入朝，吃实心馒头五十，黄雀五十，鸡子五十，酒十壶，可以竟日不饥。同朝张玉书古貌清癯（qú），早餐只食山药两片，清水一杯，亦竟日不饥。大多南书房值班翰林，伙食标准有规定：“每餐每日肉菜半桌，稻米一仓升，茶叶一钱。”（《清宫述闻》）可以喝免费的茶水。夏天，从五月初一日开始，每天赐给冰块，装在大盘里乘凉。时令鲜果，地方特产，时常供应，也受赏赐（如字画、笔砚、眼镜、鱼类、鹿肉等）。

  削减贵族特权

  清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皇族中除亲王﹑郡王﹑贝勒参加议政外，贝子及公一级也有参加议政的。议政大臣除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和大臣外，八旗的固山额真及六部满﹑蒙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其它如皇帝的侍从官员──内大臣﹑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旗下闲散等，也有被列为议政者。汉军八旗的大臣如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参预议政。当时在内廷还专设“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的办公处所。凡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拟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象征着亲贵权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议政王大臣会议人数的增加，较低级别的宗亲、贵族和大臣的参加议政，实际上降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与地位。康熙年间，由内阁处理政务。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 年）设立南书房，由皇帝亲自挑选某些经过精审确定的亲信文人入南书房办事，组成自己直接控制的机要秘书班子，许多重大政务已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改为径由南书房传渝或遵旨起草上谕，甚至收纳来自各地的密奏小折，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更直接地行使皇权。

  创立密折制度

  从康熙开始，清朝推行了一种密折制度。密议奏折是一种与由内阁、通政使司等正常途径递送上来的题本、奏本并行，但在内容上和处理程序上特别注意保密的文件。康熙谕令全国的重要大臣，如领侍卫大臣、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正副都御史、正副都统、总兵、总督、巡抚等人，要求他们把职务内外，所知所闻，凡有关政治和社会经济、民间舆论、官员动态等等都写成密件报来，这些密奏件可以直接送到宫门递进，也可以送到南书房，有时也由南书房将批件发回。

  康熙帝的经济政策

  农业政策

  重农政策

  康熙所处的仍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经济，重农是很难避免和跳出的一种思想。康熙皇帝的重农有很多种表现：

  1、禁止圈地

  1669年，年康熙下令永远停止圈地,并将当年所圈之地退还民间。

  2、实施更名田

  康熙8年(公元1669年)下令实行“更名田”。这项措施，虽然是鳌拜辅政时期就开始实施的，但是康熙皇帝智擒鳌拜以后，这项政策却完整无缺的保留了下来。继续执行“命查故明废藩田房，??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的政策。这就鼓励了农民的生产。

  3、鼓励垦荒

  康熙还奖励垦荒,允许农民“开垦种地,永远为业”。并一再放宽垦荒地的起种年限。为招徕垦荒,由原来最高限6年起科,改为“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并罢黜不能招来垦荒人的官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下令所垦之荒地“五年后按亩起课”，这样使垦荒和恢复生产有了充裕的时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福建等省投诚之人安插各省者“愿屯田者，编入保甲，官给牛种，派以田亩开垦。”清丈荒地与垦荒同时进行，为了提高百姓的积极性，康熙四十七（1708年）年福建巡抚张伯行还饬行各属府县“设立义学训课，以兴教化，劝谕耕垦，蓄积以裕资生。”

  4、轻徭薄赋

  在陕、云、贵、川、粤等省全国二十多个省区蠲免钱粮丁银、通赋,其中重大蠲免计32次。并从康熙51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免天下钱粮。下令“凡遇蠲免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使佃农也能得到优惠。据史料记载，1691年与1703年康熙皇帝均免除天下钱粮2759万多两。1711年2794万多两，1716年康熙皇帝普免天下钱粮2770多万两，1721年康熙皇帝普免天下钱粮2764万多两。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5亿两。“免湖广，福建两省康熙二十六年下半年二十七年上半年地丁各项及二十五年未完者。”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谕户部：“福建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著按数通行豁免。”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再谕户部：“福建各属，除漕项钱粮外，康熙五十年应征地亩银，应征人丁银俱著察明全免。”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谕户部：“将天下钱粮，自康熙五十年为始，三年之内全免一周。福建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地丁钱粮一概蠲免。历年旧欠钱粮，一并免征。”

  治河措施

  修治黄河，淮河和永定河。清朝初年，黄河多次泛滥成灾，在河南、安徽一带经常决口，后来竟改道与淮河合流，从今天的苏北地区入海，既影响了漕运，又使许多良田成了沙洲，严重的威胁着国库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对此，康熙帝表示十分关切。他曾把“三藩、河务、漕运”作为其时三件大事，并亲自书写成条幅，悬挂于宫中大柱上。他选派靳辅为河道总督，又对治河专家陈湟，委以重任。经过十年（1677年—1687年）的辛苦经营，终于使黄河、淮河各归故道。永定河原名浑河，又称“小黄河”，在流经北京附近时，常常淤塞成灾。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清政府招募了十几万民夫，在芦沟桥附近的良乡到东安，开掘了一条200里长的新河道，使原来的斥卤之地，成为膏腴良田。康熙曾亲自视察，并将浑河改名为“永定河”赋予永远安定之义。

  商业政策

  康熙皇帝较之以前的天子对商业有了一定的重视，明确指出“商人为四民之一”,且认为“重困商民,无裨国计,种种情弊,莫可究诘。朕思商民皆吾赤子,何忍使之苦累?今欲除害去弊,正须易辙改弦。所有现行例收税溢额,即升加级记录,应行停止。”他下令永远削减两淮盐课,取消关征超额优叙的定例,铲除工商业发展的障碍。同时颁布严旨,禁止关卡勒索过往商人。康熙帝虽然反对重困商民,一再强调“恤商”、“利商便民”,但是另一方面,康熙又未能摆脱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重本抑末”思想的束缚,轻视乃至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这点在他对矿业、手工业和海上的政策就有体现。

  手工业

  废除匠籍制度。清朝初年，凡手工业工匠，均另有匠籍，要按政府规定服劳役，或者交纳班匠银代役。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康熙下令将班匠银并入田赋中征收，从而使工匠们摆脱了人身的控制，有利于促进手工业发展。

  海禁政策

  康熙初年实行了迁界禁海政策，规定沿海30里的居民内迁，片板不准下水。先是在福建沿海实行，后又推广到广东和浙江沿海。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

  康熙七年（1668年），在郑氏已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海禁，并以广东先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康熙意识到开海势在必行：“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具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并于第二年，“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

  康熙帝的民族政策

  清朝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国家统一。清代国家的统一，不但初步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版图，而且使各民族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风雨同舟，共求发展，也为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追求富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前提。而这一伟大历史成就之基础也是在康熙朝奠定的。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平定“三藩之乱”战争的爆发揭开了清代国家统一战争的序幕。在此后近五十年中，为了加强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康熙帝付出了大量心血。康熙二十年，清军经过八年艰苦奋战，平定了主要由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巩固了自己对内地的统治；康熙二十二年，清朝统一台湾，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台湾和祖国大陆重新统一起来。此后，康熙帝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并坚决回击了沙俄对我国领土的侵略。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康熙帝高度重视对西北边疆的经营。为了剪除准噶尔分裂势力，他三次亲征，“不避寒暑艰辛，亲莅穷边”，“身先士卒”，“栉风沐雨”，终于迫使分裂头目噶尔丹“仰药授首”，其亲信也相继乞降。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喀尔喀蒙古和西藏的管理也较过去大为加强，边疆和内地的一体化进程明显加速。

  从康熙帝开始，清朝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以德服人的统一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这一方针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大加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特别是上层贵族和清廷建立了比较和谐、融洽的关系。康熙帝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朝的统一事业，为乾隆中叶清朝最后完成国家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

  康熙时期，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政治体制的健全，国家统一的推进，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引向繁荣。到康熙中叶以后，清朝社会就呈现出一派“盛世”景象。时人称，“士敦诗礼，民安耕凿，萑苻夜息，桁杨昼静，行旅歌于途，商贾嬉于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乡，欣欣蒸蒸，无远弗及”。而这一成就的取得，显然与康熙帝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