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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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概述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被认为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支。其主要的人物包括第一代的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弗洛姆以及第二代的柏格（PEterBurger）、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等人。

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1924年，但要到1930年由霍克海默成为机构主任之后，才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方式，包括以马克思及黑格尔、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的理论为基础，对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及文化等等作进一步的探讨，并借助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和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们最大的特色，在于建立所谓的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相较于传统社会科学要以科学的、量化的方式建立社会经济等等的法则规律，他们则更进一步要探讨历史的发展以及人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哈贝马斯提出的哈贝马斯沟通理性等，都是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形成和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作为西方哲学重阵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了“社会研究中心”（也被称为“社会研究所”）。A.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研究所曾先后迁往日内瓦、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迁往纽约。1950年，部分成员返回联邦德国重建研究所，部分成员仍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社会政治理论研究。霍克海默1930～1958年任研究所所长,并于1932年创办《社会研究杂志》(1932～1941)。参加研究所工作的有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除上述几名代表人物外，较有影响的还有：E.弗罗姆、W.本杰明、F.波洛克、A.施密特、O.内格特等人。在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大批先贤的思维碰撞中，研究所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3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创立和形成“批判理论”阶段；战后至60年代末过渡到“否定的辩证法”阶段；70年代以后，曾经名噪一时的研究所渐渐消亡。然而，强调“否定”和“批判”的社会哲学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并由新一代的理论家们继承和发扬，而哈贝马斯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批判理论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它继承了青年黑格尔派M.施蒂纳等人的传统，受A.叔本华、F.W.尼采和W.狄尔泰的非理性思想影响，并受新康德主义、M.韦伯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学的启迪，旨在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批判理论超越一切哲学之上，并与每一种哲学对立；这种批判否定一切事物，同时又把关于一切事物的真理包含在自身之中。30年代，由于西方世界的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和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的崛起，批判理论家们抛弃了无产阶级具有强大革命潜能的信念，转而强调工人阶级意识的否定作用。在《启蒙的辩证法》(1947)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进步过程已堕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成为奴役而不是为自由服务。据此，他们判定无论“高级”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在执行着同样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样，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走上了对整个“意识形态的批判”。

作为社会理论的批判理论,归根结柢把认识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回事；它既提出了总体性的理论认识的要求，同时又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阿多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包含着对“虚假事物”的“肯定”陈述，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实在关系以及对历史进程的“肯定”陈述。这样，客观的技术决定论的宿命观点与主观的唯意志论的自由观点之间的二难抉择便被引申为社会的辩证法。在对现代社会的判定上，“否定的辩证法”把认识论观点与社会历史观点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激进的批判主义观点，即科学和技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是一种“统治”和“意识形态”，它通过支配自然界而实现对人的支配。因此，要在工业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制度内拯救人的精神价值是毫无希望的。

批判理论与社会学

批判理论是“工业社会”理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着一个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以及如何行动的具体纲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批判理论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形成和社会功能等诸多知识社会学问题，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社会学体系，并对当代有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家K.曼海姆的观点产生了影响。作为一种社会认识方法论，批判理论继承了德国人文科学的精神传统，它从创立之日起，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结构功能主义从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把现代社会视为有机的整体。针对这一点，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和马尔库塞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论述中指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机体，而是一个病态的机体，为此不能把偏离这一社会的规范、标准的行为视为反常现象，反之应看成比病态社会标准更为正常和健康的现象。据此，他们指出西方社会学必须正视“价值重估”的问题。批判理论在诘难社会学将事实与价值分离即“价值中立”时，把反对实证主义发展到断言现代科学技术是一切剥削、压迫和奴役的最深刻根源，把反对自由主义推进到左派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立场，充分表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取向。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积极参与了联邦德国社会学界关于实证主义的论战。他们就晚期资本主义的前景、社会学的价值前提以及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即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与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家K.R.波普尔和结构功能主义者T.帕森斯等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论辩。双方的观点可视为社会学中实证主义—反实证主义两种传统的概括总结，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联邦德国一国和社会学一门学科和范围。

理论的演变与学派的解体

60年代末在西方青年学生运动失败后，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领军人物的哈贝马斯在政治上从该学派原来的激进立场上后退，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的现状，对社会理论的质疑变得尖锐起来。同时，他在学术上也开始怀疑早期“批判理论”在70年代的有效性，并试图在批判理论与实证科学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因而，他的批判理论与霍克海默或阿多诺时期相比已大为改观：它已包含有实证科学的概念和因素，近似于一种实用—心理分析的知识社会学，又接近于一种解释学的“沟通行动理论”。尽管该学派中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恪守原先的立场、观点，如施密特仍在力主保持“批判理论”前后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内格特还在坚持极端左派的见解，但作为最后一位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家的哈贝马斯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的后退，已标志着统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解体。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英国文化研究倾向于极度藐视或丑化法兰克福学派所提出的大众文化批评。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讥讽为“精英分子和杰出人士”，或被指责为忽视了对文化研究方法和事业的关注。这的确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解。因为在我看来，尽管两派在研究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仍然有许多推动两派之间对话的共同之处。同样，这两派之间的差别和分歧的接位很可能产生富有成效的效果，因为在我看来，两派某种程度上都克服了另一派的不足和局限。因而，双方的接位能够产生新的视角，并将有利于推动一种新的朝气蓬勃的文化研究。所以，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在方法上不是对立，而是相互补充，并以新的形式接位在一起。

我们已经跨过2000年，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时期，其中全球化媒介和计算机技术正产生着深刻的变化。此时，我们需要一种文化研究，来分析当前全球化文化产业中政治经济因素、新媒介技术、产品的大量出现以及各种各样的大众消费方式。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探讨一些用于我工作需要的理论资料。我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当前的文化和社会形势分析

尤为重要，因为该流派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文化产业和经济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的研究。既然当代受新媒介和计算机技术的剧烈影响，所以，我们需要某些新的视角来研究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这种渗透。在我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能够批判地分析和改变我们当前的社会形势，来发展一种具有实践性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和资本制度

法兰克福学派在很大程度上赞誉大众传媒和文化的批评研究，并提出了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见凯尔纳，1982，1989a和1995a）。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提出了一种文化和传媒研究的批评和跨学科方法，包括媒介的政治经济批评、文本分析、大众文化和传媒对社会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大众接受研究。他们创造“文化研究”一词来指代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化过程及推动该体系的商业迫切性。批评理论家们通过分析工业生产时代所有的大众传播文化产品，指出文化工业产品与其他大众产品具有同样的特征：商品化、标准化和大众化。然而，文化产业的具体功能，既促使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又使个体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框架中。

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分析（1978[1932]，1941，1982，和1989），洛文塔尔对通俗文学和杂志的研究（1984），赫尔佐戈对广播肥皂剧的研究（1941），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产业的著名研究（1972和阿多诺1991）中所提出的大众文化的观点和标准，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最有价值的研究案例。在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批评理论中，他们首次利用社会批判理论，来系统地分析和批评大众传媒文化和传媒。作为社会理论家，他们首次意识到他们称谓的‘文化产业’在当前社会再生产前提下的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的大众文化和传媒，因位于娱乐活动的中心，成为社会化的重要驱动剂，政治现实的调解者，而且应该被看作当代社会的主要机制，并产生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不同的影响。

进而，他们认为文化产业在政治背景下能够使工人阶级融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的经典方案中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所以，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早期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一员，一直关注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兴盛对他们的影响。他们分析了文化产业和消费社会稳定当前资本主义的方式，并相应地寻求新的政治改革的措施，政治变化的机制，和政治解放的模式。这一切可用作社会批评的标准，政治斗争的目标。这个研究计划需要重思马克思的方案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当然还产生了许多有争议的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聚焦于技术和文化研究，指出了技术正如何变为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社会组织和控制的主要形式。在1941年一篇名为“现代技术的社会含义”的文章中，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当代技术构成了“一整套有秩序，永恒（变化）的社会关系模式，体现着主要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以及控制和主宰的工具”。在文化领域，技术产生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可以调整个体遵守主宰社会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因此提供社会控制和主宰的强大工具。

作为欧洲法西斯的受害者，法兰克福学派见证了德国纳粹如何使用大众文化工具来奴化国家人民接受其法西斯文化和社会。在流放美国期间，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最终相信美国的“大众文化”也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因此勤奋工作来推动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文化产业，由于受大财团的操纵，所以具有规模生产的标准结构特征，并粗制滥造出大批量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产生出高度商业化的文化体系，而该文化体系，反过来，又出卖了美国资本主义的价值，生活方式和机制。

回顾历史，人们看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家和独裁资本主义阶段登峰造极,同时把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作看作该理论具体体现。该阶段是一个财团控制国家的时期，早年被希尔福尔丁理论化为‘组织化的资本主义’（1980[1910]），其中国家和大财团主宰国家经济，个人受制于国家和财团的控制。该时期通常被描绘为“福特主义”，来表示规模生产制度以及希望产生大众需求、嗜好和行为的资本统一化集团。这更是一个规模生产和消费的阶段，体现着需求、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性和单一性特征，并产生了大众社会和被法兰克福学派称谓的“个人时代的终结”。个人思想和行为不再成为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驱动力。相反，大财团和社会机关统治着个人。该阶段具有活力缺乏、严肃、墨守成规及保守等财团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这样的社会曾以男女组织，大众消费，和大众文化而盛行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在此期间，大众文化和传媒直接产生了符合高度秩序化和大众化社会秩序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这样，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产业’理论就完成了一种主要的历史转向。在新的阶段，大众消费和文化必定导致消费社会和大众社会的产生。前者立足于对大众产品同一性的需求和期望，而后者则建立在社会组织和同一性的基础之上。从文化上来说，这一时期包括高度控制的广播和电视网络，排前四十位的乏味通俗音乐，好莱坞电影的索引，国家杂志，和其它的大众文化产品。

当然，媒介文化从没有像在法兰克福学派模式中那样更加大众化和统一化。人们能够认为该模式甚至在起源和影响阶段就先天不足，并建议采纳其它的模式（例如，瓦尔特·本雅明、布洛赫、西格弗里德·克罗考尔模式、魏玛一代以及后来的英国文化研究模式，如下面所论）。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的文化产业模式在当时的资本制度下反映了媒介文化的重要社会作用，并提供了一种至今仍然十分有用，仍然高度商业化和推动技术进步的文化模式。该文化用来满足大财团利益的需求，同时，在意识形态复制和调整个体适应主导需求、思想及行为模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英国文化研究，从历史角度来看，出现在资本晚期，也就是在众所周知的“后福特主义”与形形色色及对立的文化形成过度期。英国文化研究早期阶段所界定的文化形式，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在英国和欧洲许多地区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对峙，表现在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与新的大众文化之间，其模式和实例成为美国文化产业的主打产品。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及E.P.汤普森对文化研究的初步目的是要保存工人阶级文化，来对抗文化产业对大众文化的屠杀。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所进行的历史性研究，霍加特和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保护以及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抨击，成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认为产业工人阶级是社会变化的进步力量，并被发动和组织起来去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现象作斗争，去争取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威廉斯和霍加投身于工人阶级教育的事业，转向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政治，并把自己的文化研究形式看作社会变化的进步力量的探索。

具有美国特色和大众文化特点的英国文化研究的起始阶段、霍加特、威廉斯及其他的研究人员所具有的早期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标准遥呼相应，但是却正确评价了工人阶级。因为，法兰克福认为，在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欧洲许多地区，工人阶级是失败的，从不会成为社会解放变化的强大动力。伯明翰学派的早期工作，在我看来，是英国文化研究初期的激进主义继续（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的文化和社会传统）。从重要意义上来讲，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继续。但是，伯明翰研究也为后现代在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义转向铺平了道路。这种转向发生在资本主义晚期。

文化研究轨迹

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起始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1963年---1964年期间，为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创建------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许多共同的观点。据我所知，这至今还没有得到众人的认可。在此期间，该中心提出了许多大量不同的批评方法，来对文化产品进行分析、阐释和批评。通过一系列内部争论，通过积极响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社会斗争和运动，伯明翰研究小组聚焦于文化文本，包括媒介文化中的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国籍及其意识形态和表现的相互作用。他们首次研究了报纸、广播、电视、电影和其它的文化形式对大众的影响。他们还聚焦于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来阐释和使用媒介文化，来分析促使大众对媒介作出对比反映的因素。

现在公认的英国文化研究的经典阶段，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到八十年代早期起，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文化的研究,特别受到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影响（见尤其霍尔1980）。然而，尽管霍尔通常从叙述的角度忽略了法兰克福学派，但是，伯明翰研究小组所做的工作，包括用于文化研究的社会理论和方法论模式、政治观点和策略，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典型立场。像法兰克福那样，英国文化研究关注工人阶级的整体性、革命意识淡漠原因，以及马克思主义革命目标失败的背景。与法兰克福一样，英国文化研究认为，大众文化在使工人阶级融合到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种新的商品和媒介文化正在成为资本主义霸权的新模式。

两种学派不仅聚焦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交点，而且还把意识形态标准当作文化批评研究的关键所在（1980a和1980b）。双方都把文化看作意识形态再生产和霸权的模式，而文化的诸多形式有利于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形成，并且只有该模式才能引导个人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环境。双方还认为，文化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形式。英国文化研究的先驱，特别是雷蒙德·威廉斯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认为高雅文化是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力量。后来，英国文化研究通常关注于媒介文化、大众阐释以及媒介产品的使用方面的反抗的成分，而法兰克福学派，除了一些例外，大多倾向于把大众文化当作意识形态控制的统一性和强有力的形式------一种差别逐渐地形成两种流派。

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特征，就聚焦于具有反抗精神的亚文化圈的潜在反抗因素研究。首先，对工人阶级文化潜在因素的评价；其次，对青年亚文化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霸权形式的评价。与经典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同（但相似于赫伯特·马尔库塞），英国文开始关注青年文化，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反抗和社会变化潜在的新形式。通过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英国文化研究展示了文化如何构成独特的个体和群体成员资格，并评估了在各种青年亚文化圈中潜在的反抗因素（杰弗逊1976和赫伯笛1979）。文化研究聚焦于亚文化群体如何来反抗文化和同一性的统治模式，并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和个性身份。作为社会群体中的具体成员（白人，中产阶级保守派的美国人）的个体，深受流行服装及时装款式、大众行为及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宰，在主流群体中突出自己的个性身份。认同亚文化，包括青年文化和黑人民族主义亚文化的个体，产生了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外表和举止。因而，形成了反抗的独特个性，成为社会标准的叛逆者。

但是，与法兰克福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没有充分地关注于现代派及先锋审美运动的研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却仅限于媒介文化产品，仅限于成为自己后来工作中心的大众文化研究。虽然法兰克福对纷至沓来的现代派和先锋艺术这种关注，在我看来，与其说，远远超过英国文化研究在过去的大约10年内对现代主义，甚至高雅文化的整体忽视，不如说富有成就。英国文化研究从所谓的‘高雅’文化转移到大众文化上来，似乎更希望聚焦于大众研究的合法化和媒介文化产品。但是这样的转型可能会牺牲对文化所有形式的先前理解，又一次把文化领域分为‘大众’和‘精英’两派（这恰好颠倒了传统上文化高/低之分的积极和消极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这阻止了文化研究试图发展与历史‘先锋派’有联系的某种文化的反抗形式。（勃格，1984）。先锋运动，如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希望发展一种艺术，去改革社会，为文化的霸权形式提供一种选择方法。

先锋艺术反抗和解放的潜在因素是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努力研究焦点。不幸的是，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却严重地忽略了对先锋派艺术形式和运动的关注。但是，有感趣的是，这样的焦点却成了“银幕”项目的关键。银幕，在某些方面作为先锋派的文化霸权理论，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逐渐风靡世界一时。在七十年代早期，银幕对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进行了根本的区分，并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艺术和媒介文化进行系列的批评，并由此再现了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他们积极地评价了先锋派现代主义审美实践，并因为它们的政治和解放力量而受到拥护。尽管银幕理论与兰克福学派（尤指阿多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该项目的实施使二者一脉相承。

英国文化研究对银幕理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提出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系统批评。但据我所知，至今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众所周知的银幕理论本身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瓦解并分裂为缜密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英国文化研究对银幕理论的批评令人信服，但是我还是认为，银幕和法兰克福主张先锋派实践行为并对之的强调，明显地取代了当前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对这样行为的忽视。

英国文化研究----正如法兰克福一样-----认为文化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关系和制度之内，并由此产生和被消费。所以，文化研究才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研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受葛兰西霸权主义的主要概念引导，英国文化研究去调查媒介文化如何使主导价值、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形式融入到霸权主义计划中。该计划统一个体意志，正如个体被纳入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见资料）这样的消费社会和政治计划中。它在许多方面相似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项目，因为他们的元理论观点，包括政治经济学，文本分析，在社会批评理论的范畴内的大众接受研究正也是如此。

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兰克福学派基本上是跨学科的研究机构，目的来反对既定的学术划分劳动标准。的确，它们的跨边界及把文化与社会政治环境的脱离所产生的有害后果的批评引发了两派之间的对峙：前者为学科型派，而后者为坚信文化的自主性而放弃社会学或政治学的阅读。针对学术上的形式主义与分裂主义，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的研究必须置于社会关系和制度内，并由此产生和被消费。所以文化的分析也同样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密切地交织在一起。他应用葛兰西霸权主义和反霸权主义模式，试图从“霸权主义”或统治的、社会与文化方面来分析主宰因素，来试图从“反霸权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反抗和斗争因素。该项目正致力于社会的蜕变的研究，并力图阐述控制和反抗的成分，目的在于加快政治斗争和从被压迫、被主宰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进程。

英国文化研究初期所提出的具有权威性的观点，强调了跨学科方法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包括政治经济、生产和流通过程、文本产品、大众接受的分析------这些明显地相似于法兰克福学派。例如，斯图亚特·霍尔在一篇名为《编码，解码》的提纲性文章中，通过借用马克思“大流程”（Grundrisse）这个概念来开始自己的分析，并把它作为一种模式去探索“重复的循环”，包括生产---流通---消费---生产（1980b：128ff）。霍尔通过聚焦于媒介产品如何产生意义，如何流通，大众如何使用或解码文本来产生意义，使该模式具体化。而且，理查德·约翰逊在1985/1986年出版的一篇讲演中，提供了一种文化研究的模式。该模式立足于生产、文本性和接受反应的循环流程图，相似于斯图亚特方法，因为它参照了马克思强调的资本循环，并且得到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性的论证。虽然约翰逊强调了生产分析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批判了“银幕”理论放弃此种观点，而主张一种更加理想的、文本的方法（63ff），但是英国和被北美没文化研究的许多工作重复了这样的忽略。

然而，在最新的文化研究中，遍及整个英语国家，已经出现了一种向所谓的后现代转向的问题。它强调了快乐、消费以及按照迈克奎因的文化民粹主义所进行的个性身份建构。媒介文化，从此种角度来看，为个性、快乐及授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大众通过对文化产品的消费构建了“大众化”。在这一阶段中---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文化研究在英国和北美从前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政治转向到现代身份政治形式以及对于媒介和消费文化相对缓和的批评观点。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大众、消费及接受，从而逐步取代了对文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文本如何在媒介产业中产生的关注。

后现代文化研究？

在该部分中，我希望表明，文化研究形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与早期相比，提出了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福特主义阶段到资本和社会秩序的新体制转型理论。前者根植于大众生产和消费，而后者通常被称为“后福特主义”（詹姆斯1991）。该转型体现了跨国和全球化的资本，因为该资本消除了存在于信息/娱乐社会的差异、多样性、折中主义、民粹主义和剧增的消费主义。从此角度来看，大量的媒介文化、后现代主义建筑、购物中心、及后现代奇景成为技术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推动者和殿堂，因为它作为资本的最新阶段，包含了后现代的形象和消费文化。

因而，我在此想说明，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这种转型体现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所谓的“修正主义”（迈克奎因1992：61ff）断然地割断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及社会理论的联系。在文化研究的当前阶段，普遍存在着一种瓦解、甚至完全忽略了经济、历史、及政治研究的趋势。它强调建立在大众产品基础之上的消费及其产生的快感，以及混合身份的建构。这种文化民粹主义反映了在后现代时期从马克思主义及其公认的还原论，解放和控制的主导叙述，及历史的目的论的转型。

事实上，据迈克奎因（199245ff）的引证，英国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经济存在着不稳定的关系。虽然斯图亚特·霍尔和理查德·约翰逊以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模式（生产---流通---消费---生产）作为文化研究的基础，但是，霍尔与其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人员并没有一直坚持经济分析的观点，而且，大多数从事于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人员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已经总体上脱离了政治经济窠臼。霍尔的政治经济在后现代中的转向，某种程度上，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在上述文章中，霍尔从生产的角度开始了文化的研究，并主张超越资本循环。（1980a）在“两种范式”（1980b）中，霍尔提出高水平之上的综合？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中，他更没有一直坚持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联系，并很少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政治经济。

在“两种范式”这篇文章中，例如，霍尔摈弃了文化的政治经济范式因为它往往落于经济还原论的俗套中。霍尔摈弃了盛行于英国及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这也许是正确。但是，如以下所述，进行文化的政治经济研究是可能的吗？法兰克福学派尽管没有陷入还原论的泥潭，但是仍然使用同样的文化经济相互影响模式。法兰克福学派尤其认为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尽管受到霍尔的赞同，但并没有使经济还原论或决定论成为必要。

一般来说，霍尔和其他的英国文化研究人员（贝尼特，费斯克和迈克·罗比等）要么把法兰克福学派看作经济还原论形式，要么就忽略它。对经济还原论的总的指控一般来说是要避开政治经济的一种方法。然而，尽管许多从事英国文化研究人员完全地避开了政治经济，但是霍尔的确在不同的场合还是谈到了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联合的必要性。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霍尔认为，把经济转型当作“第一情况”而不是“最后的情况”中的决定因素，是可取的。但是，这与阿尔都塞强调经济状况的重要性的论点相比很少在具体的文化研究中进行探讨（见批评于默多克1989和迈克奎因1992：34）。

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是一种“独裁民粹主义”。该分析把霸权主义向福特主义乃至后福特主义期间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转向联系起来。但是，在他的批评中（吉索谱19840），他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经济和经济因素在向撒切尔主义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说过，自己从不否弃葛兰西“经济活动中的决定内核”（1988）：156）。但是，霍尔本人充分地把经济分析纳入到自己的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工作中还难以界定。例如，霍尔在全球化后现代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迫切性，用于当代全球化本主义批评概念化以及与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理论化。霍尔指出（1991）

全球化后现代代表着差别和边缘的开始，使某种解西方叙述成为可能。从文化政治本质来看，它也遇到强烈的反对：积极抵制差别，试图重建西方文明的准则；直接或间接地抨击多元文化；回归到历史语言及文学的宏大叙事（民族身份及文化的三大支柱）；维护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的文化种族主义；仇视外国人的现象将充斥者成个欧洲城堡。

因而，在霍尔看来，全球化后现代涉及到文化的多元、边缘、差别及排除在西方文化叙事之外的话语的开始。但是，人们能够借助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质来反对这种阐释，即全球化后现代只代表着全球化资本主义在新媒介及技术领域的扩张；信息和娱乐在媒介文化的大爆炸代表者资本实现和社会控制的新的强大源泉。确切地来说，技术、文化和政治在当前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新秩序具有多样性、多元性、差别及边缘话语的公开性，但受到跨国公司的控制和限制。这些公司正在成为新型文化强大的独裁者，从而来威胁限制而不是扩大文化参透的范围。

文化产业最近几年朝合并和集中的急剧发展趋势，反映了信息和娱乐正日益受到少数超级“寡头”控制的可能性。人们也许已经认为，媒介文化的全球化是全球化文化共同的同一性对民族和本地文化的强大的侵犯，其中，CNN，NBC，BBC，及默多克（Murdock）频道，把千篇一律的单一性和同一性节目强加在世界媒介文化之中。的确，欧洲有线频道和卫星电视系统拥有多国电视台，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俄国等国，但是，这些国家电视系统并没有真正向其他性、差别性、及边缘性开放。事实上，更多的开放频道，像美国和欧洲的公众电视节目，或为澳大利亚提供多元文化电视节目的SBS服务网，不能真正归为全球化后现代。因为，它们在大多情况下，由于受国家的大量资助或操纵，通常只局限于当地范围内。

虽然霍尔的全球化后现代理论提倡开放，但是却受到日益严重的同一化的约束和消解。的确，全球化媒介文化的这种限定特征正成为对抗性的力量，表现在同一与差异、同一性与异质性、全球化与民族化。它们互相影响、冲突、和平共处或产生新的共生现象，正如拉丁美洲音乐电视（MTV）排行榜中的一句格言，“我们的游戏”（Cheque-nos），由英语和西班牙语共同构成----其意是“让我们来吧！”。全球化总体上意味着跨国文化产业，尤其是美国式的霸权。例如，在加拿大，电影院中大约有95%的电影属于美国；美国电视控制着加拿大电视；美国七大公司决定着音乐唱片的发行；报摊上出售的80%的杂志不属于加拿大（1995年九月11—17日，华盛顿邮报第十八页）。在拉丁美洲和欧洲，该情况则及其相似于美国媒介文化、商品、快餐和购物中心，因为由此创造的一种新型的文化，正以相同的方式风靡一时。全球化后现代的分歧和差异产生原因也应包括同一化和同一性的消解趋势---这些主题不断地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强调。

在霍尔（1991）看来，有趣的问题是，随着进步政治对全球化后现代领域的侵入，该领域对边缘化和“其它性”也似乎的确在开放，但其结果却难以预料。事实上，全球化领域的建构受到了大财团和国家权利的控制。所以，要听到一种反抗的声音仍不是件容易的事。例如，在荷兰，普遍存在着对公众开放的频道或国家资助的公开频道之类的现象。当然，人们摆脱主流媒介文化时，情况会有所不同----在边缘地区会出现更多的多元主义、多样性、新话语的开放性。但是，这样可供选择的文化几乎不属于霍尔提出的全球化后现代理论。因而，法兰克福学派和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持有批判的观点，冲淡了霍尔对全球化后现代的过分乐观主义和自信。

后现代对文化研究的强调，我认为，体现了在新的社会组织模式中的经历和现象。积极积大众、抵抗性阅读、反抗性文本、乌托邦时刻等之类的事情成为该阶段的主要特征。在该阶段，个体接受培训成为更加积极的媒介消费者，并被授予了对文化产品更大的选择权。这符合新的全球化和跨国资本主义的特点，因为它也具有一系列更加广泛的消费选择、产品和服务。在这种新的制度中，差别被消除了；后现代理论中的这种差别性、多样性和同一性反映了在物欲横行的新的社会秩序中大量出现的差别性和多样性。

大量的产品、文化、人群和身份、全球化和本地化以及斗争和反抗成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主要特色。后现代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混杂文化和身份形式，又成为该阶段的新形式（阿拜都来1990、契可科维奇和凯尔纳19971997）。文化研究新形式包含了世界各地的传统文化，并对应于全球化和混杂化的全球文化结构。在过去的十年中，随着大量的文章、书籍、会议、因特网址及争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文化研究真正地全球化了。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和英国文化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该传统的价值在新时期如何使用的问题也随之而起。也就是说，这些传统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当前和早期阶段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我在此认为，我们处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过度阶段；当前资本制度与早期的生产和社会组织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代文化日趋商品化和商业化，很明显有利于法兰克福学派借助于商品化的观点，对当前局势形成自己的理论。资本霸权继续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宰力量，甚至变得更加地强大。同样，阶级的差别在加剧，媒介文化继续高度意识形态化，继续使阶级、性别、种族等不平等社会现象合法化。所以，早期的批评观点，对于当代文化和社会这些现象的批评继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将认为，技术资本主义全球化新格局，以资本与技术的形态为基础，产生了文化、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新形式。所以，法兰克福学派成为这方面研究的权威，因为其产业模式研究主要聚焦于当前社会文化环境，包括资本、技术、文化和日常生活。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不断地认为，技术极端的片面性和消极的视角将成为控制的工具---建立在韦伯的工具理性基础之上---但是，从一些倾向可以看出，具有解放和压迫因素的技术批评理论，正在成为可能。（见马尔库塞1941；凯尔纳1984和1989）。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资本和技术的融合研究，致力于当代文化和社会如何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当前格局中理论化问题。

在下一部分中，我会相应地讨论，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传统的理论资源能够批评地分析，甚至改变当代社会和文化。同时，我也会聚焦于两种流派之间在观点上存在着重叠的相似性及差别性。在这差别之中，两派互相补充，要求我们提出新的关点，以便在当前的情况下进行文化研究。我认为，今天的英国文化研究应该借助于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模式，大胆质问摈弃政治经济、阶级、意识形态以及能够表现后现代文化研究转向特色的其他概念。我相信，回避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会损害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借助于早期的社会批评理论和政治经济将会成为重新振兴文化研究的必要动力。这项任务的完成需要一种新型的文化研究，把政治经济分析与媒介文化的颠覆因素、反抗亚文化及积极大众群结合起来。前者是法兰克理论，而后者则是英国文化研究所强调的。我相信，对政治经济的忽略会影响到文化研究，因为它不仅有利于媒介文化的一般理解，而且，还有利于文本分析及大众对文本的使用。该使用受到生产和流通体制的影响，因为媒介产品就像普通产品一样流通和被消费（见凯尔纳1995a）。

跨边界、跨学科和文化研究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英国文化研究的特点；两派拥有共同的观点和不足之处；两派之间的对话长期滞后。所以，我认为文化研究项目涉及内容广泛，超越了仅作为一门课程的内容；包含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传统的含义。目前，的确存在着许多文化研究的传统和模式，像卢卡契、葛兰西、布洛赫和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到女权主义和精神分析文化、到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在英美，文化研究历史悠久，产生于伯明翰流派之前。法国、德国及其他的欧洲国家也具有丰富的传统，为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源泉。

文化研究传统上主要涉及社会心理、文化批评、历史、哲学分析、特定的政治干预等领域。所以，它通过超越学术专业化，从而避免了研究定义标准的划分。文化研究在跨学科的范畴之内运行，涉及到社会理论、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媒研究、文学和文化理论、哲学及其他的理论话语---这些正是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国的后现代理论所共有的。跨学科地研究文化和社会方法，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这样的方法用于文化研究时向人们表明，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文本的边缘，而应该探究文本如何适应生产体系，不同的文本如何成为生产类别或类型体系的部分，如何具有互文本的结构---如何表达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话语。

《雷豹》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战争类型电影，一部具体反映越战电影，而且还表达

里根时代反共政治话语主流（凯尔纳1995a）。该电影充满了右翼话语，包括越战期间遗留的战俘问题以及克服越战综合症的迫切性问题。（例如，战争失败的耻辱以及克服不愿再次使用美国军力。）该电影也是一部英雄男子汉电影，一部反集权右翼话语以及如何使用话语来解决暴力冲突的电影。主人公雷豹也成为全球走红的影星而风靡一时。因而，阐释《雷豹》电影文本涉及到电影理论的使用、文本分析、社会历史、政治分析、意识形态批评、效果分析及文化批评模式。

但是，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文本或互文本的边缘，而应该从文本转到社会环境、转到文化和社会研究上来。此时，文化和社会构成新文本，并且只有在这样的文本中才能被解读和阐释。所以，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应包括从文本到环境，到文化和社会的学科边界的跨越。雷蒙德·威廉斯因强调边界和边界跨越，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研究。（1961、1962、和1964）。他与法兰克福一样，总是关注到文化和传媒的相互联系及与社会的联系。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联系中，它们才被生产、流通和消费。同时，威廉斯也注意到文本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冲突和政治话语。

阶级、性别、种族、性征和其它的社会特征，突出了个体的独特性并促使他们的个性身份建构。所以，跨越边界意味着人们必然地突破这些学科的局限。女权主义和各种多元文化理论聚焦于性别、种族、民族及性征的研究。同时，还有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新的批评话语，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和政治因素。这一切极大地丰富了多数文化研究和社会批评理论的研究视野。因而，跨学科文化研究利用不同的话语和领域，试图表现出文化在生活中的多种效果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同时还说明这些因素不仅如何用作控制的工具，而且，还能成为变化和反抗的源泉。法兰克福学派，我认为，推崇文化研究的学科方法，主张把文化的生产和政治经济分析，把文化产品溶入到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文本分析，与大众接受和文化文本使用的研究结合起来。

因为批评理论在最初的研究计划中具有许多严重的缺陷，所以需要对文化产业的古典模式进行根本性的重构（凯尔纳1989a和1995a）。克服古典模式的局限将包括：对媒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进行具体实证分析；对媒介产业的建构以及与其它的社会事业的相互影响进行实证和历史研究；对大众接受反应和媒介影响进行实证的研究；对媒介文化所产生的反抗力量的强调；把新的文化理论和方法纳入到文化和社会批评理论的重构中。所以，以这样的方式重构法克福学派研究项目，通过把社会和文化理论当代的发展纳入到批评理论的事业之中，会逐渐地更新和完善社会批评理论及其文化批评活动。

此外，法兰克福学派高雅和粗俗的二分标准具有许多争议之处，应该被一种更为统一的模式所取代。该模式把文化看作一种范围畴，并用相同的批评方法去研究所有的文化产品，从歌剧到流行音乐，从现代派文学到肥皂剧。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统一的研究尤其引起人们更多的争论，因为它不同于“真艺术”理想模式，认为批评、颠覆和解放特征仅局限在高雅文化的“特权”产品中。法兰克福认为，所有的大众文化都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产生欺骗被动的大众消费者的效果，这也同样会也遭到众人的反对。相反，人们应该立足整个文化领域的批评和意识形态，而不应仅把批评局限到高雅文化或把粗俗文化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性。人们也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批评和颠覆特征不仅存在于文化产业的产品，而且还存在于现代派高雅文化。此种经典作品，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能够成为艺术反抗和解放的基础。人们也应该区分媒介产品的建码和解码功能，也应该认识到主动大众通常产生独特的意义，他们的使用决定着文化产业产品。

英国文化研究通过系统地摒弃高雅与粗俗文化之分，通过关注媒介文化产品，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某些局限性。同样，也打破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被动观众的内涵，设想出了具有、创造意义和大众化的主动参与者。然而，应该指出的是，瓦尔特·本雅明-----虽然依附于法兰克福学派，但是并没有真正成为该派核心的一分子---同样重视媒介文化的研究。他看到其解放的潜力，并提出了主动观众的可能性。（1969）在他看来，体育比赛的观众正在轻视裁判的作用，因为他们能够亲自评论和分析某些体育比赛。所以，他认为，电影观众同样也能成为评论的专家，并对电影的意义及意识形态进行剖析。可是，我相信，我们需要全面理解积极参与者的概念，引导观众来整体把握媒介影响，来避免文化的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

的确，该流派准确地聚焦于媒介文化的批评。其动机立足于法兰克福流派的商品化，具体化，本质化，意识形态及控制等观点。针对那些在媒介研究中倾向于平民主义和无批判的立场，甚至放弃批评的观点----这在当前的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中非常突出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一种补救措施。事实上，洛扎斯费尔（1941）曾在法兰克福学派主编的大众传媒杂志上撰文指出，传媒研究领域一开始就分为与社会研究院联系紧密的批评学派和行政管理研究。洛扎斯费尔认为后者是在既定的媒介和社会机构的范围之内进行的一种研究，并为该机构提供有用的研究资料-----洛扎斯费尔本人也认同这一研究。因而，法兰克福学派主张媒介批评研究。我在此建议恢复对原始模式的重构设计将有利于当前的媒介和文化研究。

新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

*批判与实践——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

当代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之一赫拉里·普特南（HilaryPutnam）在一次访谈中说：“事实上，将我所谓的新法兰克福学派同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和查理·皮尔斯（CharlesPeirce）的美国实用主义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普特南这里所说的“新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是指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的第二代人物哈贝马斯(JuergenHabermas)，以及比哈贝马斯年长七岁、虽然在政治上不那么激进、但哲学倾向与之相当接近、而且也在法兰克福任教的阿佩尔(KArl-OTToApel)。宽泛地说，“新法兰克福学派”也包括被列为该学派第二代的施密特(AlredSchmiDT)、韦尔默尔(AlbrechtWellmer)和被列为“第三代批判理论”的德国的昂内斯(AxelHonneth)、美国的麦卡瑟(ThomasMcCarthy)、杰伊(MartinJay)和本哈比柏(SeylaBenhaBIb)等人。

新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的接近这个现象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这种现象不仅包括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兴趣，而且包括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当代继承者们对新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趣。如果我们把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当作两个活生生的传统，因而不仅有所谓“新法兰克福学派”，而且有所谓“新美国实用主义”，那么这两个传统之间的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而且，对这种现象也可以作知识学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哲学的解释。批判理论从很大程度上说本来就是在法兰克福社会所的主要成员们流亡美国期间形成的；二战以后美国对联邦德国整个社会文化具有巨大影响、大西洋两岸哲学家之间的交往大大加强；60年代学生运动以来美国学术界对批判理论发生兴趣，而当时的激进青年不少已经进入学界主流；批判理论在这种背景下在美国的发展和“推销”需要借助其本土资源；德国本身的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尤其是对1968年以后提出的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培育-也需要借鉴在这方面被认为最为成功的民族的主要哲学资源，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必要包括在我们对新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之间关系的考察之中，同本文的讨论也有密切联系。但是，本文的目的主要考察为什么新法兰克福学派会对美国实用主义感兴趣、考察其中的理论原因。本文包括这样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以霍克海默尔(MaxHorkheIMer)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人物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态度，以当作其后继者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兴趣的参照；第二部分考察“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人物-哈贝马斯-对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思考，因为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整个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的态度之所以不同于其前辈具有关键意义；第三部分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在批判理论那里，也就是“批判”和“实践”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关系-的几个层次出发，讨论新法兰克福学派对美国实用主义传统的吸收。

一

追溯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实用主义之间关系的最出发点，是1934年9月，那时，以霍克海默尔为首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先后到达美国，并在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国际的社会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最有名的教授（1929年退休的荣誉教授）正是约翰·杜威(JohnDewey)，美国实用主义的最重要代表。

但是，没有任何材料表明霍克海默尔和他的同事们与杜威有任何接触。非但如此，也没有材料表明他们与杜威的学生、设法把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结合起来的悉尼·胡克(SydneyHook)和其他知名美国左翼知识分子有任何重要的对话与合作。正如最早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马丁·杰伊所说：“他们仍然几乎仅仅用德语写作，教学活动仅限于哥大扩充课程计划的不定期课程，并且很少用他们刊物的篇幅发表美国作者的文章，这样，他们设法将当地的学术界挡在一臂之外...与纽约哲学家之间的具有共鸣的联系，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建立。简言之，这个研究所相对无虑地安居在哥大为之提供的117西大街429号的楼墙之后，仍然是一块流亡中魏玛文化的隐蔽飞地，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说都没有成为美国学术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这并不是说霍克海默尔等人对美国思想界及其主要潮流-实用主义-一无所知或毫不在意。在一封写于1946年的信中，霍克海默尔对社会研究所另外一名成员罗文泰尔(LeoLowenthal)写道：“从我的引文中你可以看出这些本地产品我读了不少，我感到自己是这方面的一名专家了。整个思维无疑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经验批判主义相一致，但与我们的老考内留斯[引者注：霍克海默尔和罗文泰尔两人的老师]相比要粗糙得多。”

霍克海默尔引用和评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最多的，是发表于1935年的“论真理问题”一文，和1947年出版的《理性的消蚀》一书。

在“论真理问题”中，霍克海默尔把实用主义放在当时资产阶级哲学总体状况的背景下进行讨论，把它当作这种状况的一个表现。他的评价大致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方面，当代哲学中存在着独断论和相对主义、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两种看起来相互对立、但实际上相互补充的哲学思潮。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