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效应

    什么是叶利钦效应

    叶利钦效应指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面出现一个民选的地方政府,而中央政府还不是民选产生的,这个民选的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就高于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就可以抵抗中央的法律甚至可以自行宣布独立,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加盟共和国的总统和苏维埃议会都已经实现了民选,但是苏联总统和最高苏维埃都没有民选,所以加盟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就高于中央政府,叶利钦选上了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之后,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带头宣布各大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

    叶利钦效应的来源

    苏联时代苏共将各个不同联邦作紧密的结合,其中包括领土最大的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等15个加盟共和国,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让俄罗斯举行民主总统大选,结果没想到叶利钦以57.3%得票率击败对手,当选为俄罗斯总统,以此产生了民意代表性的问题,即:苏联总统是通过苏联人代会间接选举,俄罗斯总统是民选直接产生的,而戈尔巴乔夫的地位竟然可以在民选的领导人叶利钦之上。叶利钦便对苏联总统合法性、戈尔巴乔夫的命令开始质疑。

    因此,当元首的民意代表性不足时,有声望的地方首长便会对其的命令排斥,即出现了叶利钦效应。

    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荣登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宝座。这时的总统尽管还不是真正国家的意义上的总统,但是这件事本身表明了维系着苏联和俄罗斯的国家纽带,已经变得越来越脆弱。趁此胜机,叶利钦对苏共和俄共进行了坚决的打击,签署了"非党化 "总统令,禁止共产党在俄罗斯联邦的政府机关和企业中进行活动。他要清除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1991年,戈尔巴乔夫试图将苏联改为一松散的邦联——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引发苏共党内的传统派不满,而触发了苏联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却又未能给予妥善解决,导致苏共的威望一落千丈,各加盟共和国内的分离势力大幅增长,令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传统派为了挽救苏共及苏联,便诉之以政变。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突然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职权,总统职务由其代为行使,其后亚纳耶夫会同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及克格勃首脑等人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同时软禁了在黑海度假的戈尔巴乔夫。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的《告苏联人民书》中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苏联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这就是“传统派”为挽救国家命运,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共产党地位、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而采取的轰动一时的行动,即“八一九事件”。

    事发之时,刚从哈萨克回到莫斯科的叶利钦毫无思想准备。闻讯后,一时不知所措。但他很快便明白过来,这次事变,在很大意义上是针对他而来的,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到了最关键最险峻的时刻,他要面对挑战。他先是和前去他别墅的哈斯布托夫等准备了致俄罗斯公民的呼吁书。随后,驱车前往议会大厦一白宫,开始组织反击。据叶利钦事后回忆说,当时,他深知在白宫坚持得越久,取胜的可能性越大。他还意识到必须到民众中去,得到群众的支持。于是,他走出白宫。冒着危险爬上了—辆包围白宫的坦克,挺直身子,掏出事先已准备好的呼吁书,大声宣读起来。随后,他还发表了演讲。此时,叶利钦看到了人们期待的目光,听到了群众支持的呼声,他感到自己正走向胜利。当他完成这一壮举跳下坦克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觉得精力充沛,格外轻松。紧接着,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举行总罢工;派代表前往克里米亚半岛,与被困在那翠的戈氏弃嫌联手;用电话与西方大国领导人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持;组织支持者去劝说包围白宫的军人倒戈;……如此等等,从而使"8·19事件"以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而告终。叶利钦也因此成为平息"8·19事件"的英雄。

    叶利钦在“8·19事件”中的胜利成为苏联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使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彻底战胜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传统派",而且也根本上削弱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为其搞垮联盟、将前苏联的一切实权转移到俄罗斯联邦手中奠定了基础。

    叶利钦效应实例

    中国周朝诸侯实力权势大于周王室,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东周春秋初期有一百多个诸侯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有14国: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越。面对如此多的诸侯在中原的土地上,此时的周天子之地被压缩到了一二百平方里,实际控制的人口也所剩无几。更有在王室被迫东迁后,萦绕在人们头上的周天子的神权和极权光辉顿时消失,以天子为代表的宗法网络也一下子失去了约束力,社会进入了信仰和权威重塑的时代。这一时期各路诸侯纷纷兴起,诸侯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不再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聘和述职。王室失去了贡赋收入,经济日擢,入不敷出。

    王室衰微不仅使周天子的地位名存实亡,同时维系天子地位的礼乐制度,发生了动摇。井田,分封,宗法和礼乐制度本是维系西周奴隶制王朝的四大支柱,它包括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几个重要方面。

    首先,在经济基础的垒石----井田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被诸侯,大夫等拥有封地者转化为私有,而且还千方百记的扩大着自己的封地,扩充着自己的“私田”。而做为田地名义上的主人--周天子似乎已被各诸侯排除在外,失去了他本该纳入囊中的粮食。

    其次,我们关注一下分封制。随着土地占有权由周天子下移过程,各诸侯并不满足于现有的土地权。他们希望进一步的加强,扩大控制力。于是,对传统分封制的改造被提到了议事的日程,更因为西周的分封弊端已显露无遗。所以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被“发明”了,这就是诸侯为加强地方控制力,使周天子失权的“郡县制”(对当时是减弱周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可以后却加强统治者的制度)。

    再次,是宗法关系的变革。分封亲系兄弟,加强对各地方的控制,这是宗法关系最初的本意,可时间在推移原来的血亲关系也在渐疏渐远,时间让宗法制只留下了赤裸裸的等级统治。那么这些诸侯早已在心中没有了“亲系”的观念。他们努力的挣解着宗法的束缚和权利固定的绳索。在他们努力中也表明着周天子王权的进一步下移,失去他天下共主的特权。

    最后,我们在看看礼的变化。周礼讲的是“君臣之义,父子之亲”,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就是礼,然而司马迁却在他的自序中写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数。”在这我们不难看出春秋时期的混乱局势。

    兼并式的无“义”战争在春秋的土地上愈演愈烈,诸侯雄霸的割据也早已成了定局,从中原的西歧到东边的临淄再南往吴越,可我们听到周天子的声音却不予加多,反而更少,一切的一切只能说明一点——周天子的地位已下降。那被万千瞻仰,受上千崇拜的日子已成了当下周天子回味往日的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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